智慧城市具有经济、社会、行政服务等诸多价值。有数据显示，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当其实际应用程度达到75%时，该城市的GDP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3.5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经济成倍增长。此外，智慧城市也将是解决人口增长、交通拥堵、资源短缺、城市污染等“城市病”的有效手段。

伴随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成为新市民。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增加到9亿，并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科技水平、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与网络智慧城市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现实。毋庸置疑，智慧城市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我们城市的面貌，而且也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

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维森介绍，到目前为止，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和400多个县级市都已经开展了数字城市的建设，其中70%以上的地级市已经完成了数字建设，预计到2016年底将全面完成地级市以上的数字城市建设。值得注意的是，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外，杭州、厦门、珠海等一些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以及成都、昆明、贵阳、宜昌等中西部城市也着手布局智慧城市的建设。

从工信部、发改委等部委看，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和重点项目方面，近几年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资金和业务扶持，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涌现出了一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企业。从国家的全球标准层面看，国家标准建设等机构也在积极争取参与和引导智慧城市建设的全球标准体系研究，争取该领域技术或产业应用的先机。

智慧城市是一个多应用领域、多层次、结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需要对不同领域、不同系统、不同类型的海量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处理、整合、挖掘和交换。虽然目前智慧城市看似发展美好，但实际成果却并不乐观，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缺少严格意义的标杆旗帜，而这种情况或许将被改变。

近日，全国第一部涉及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银川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银川将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的城市。据悉，此项《条例》属于创制性立法，所谓创制性立法就是国家尚未制定法律而通过授权由国务院或者有地方立法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授权范围制定法规，进行先试，既解决国家或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又为国家制定法律提供经验的一种立法方式。

由此，“银川模式”不仅在国内成为焦点，在全球也已成为“智慧城市真正落地”的标杆。以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技术架构、专职监管和地方立法保障为五大特征的“银川模式”，解决了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资难、运维难、共享难、顶层设计、无法可依等问题。

而在银川模式的带领下，我国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进一步落实。与此同时，国家更应发挥引导作用，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或建设基础的要素划分，设定几类评估标准或基本要求，进行阶段性的验收和有序推进。从实际的规划实施和建设模式看，可以采取“政府出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居民和社会出一部分，外部引进一部分”的模式，多渠道融合，兼顾发展、建设、维护与利益分享，八个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发挥更好的机制性作用，实现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信息消费、提振经济发展的诸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