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积累了大量与公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并成为社会上最大的数据保有者，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其中包括3000余个数据库。”在谈及加快政府数据开放的必要性时，孙丕恕上来就给记者抛出这样一组数字。而相对应的另一个现实是，很多政府数据躺在相关部门的档案柜里“睡大觉”。

　　这不是孙丕恕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问题。去年7月25日，李克强总理到浪潮集团考察时，他也没忘记推介“大数据”的理念。总理把相关部门负责人叫到身边“现场办公”，要求他们以云计算、大数据理念，与企业信息技术平台有机对接，建立统一综合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大数据”共享。

　　坚持不懈地呼吁源自一种紧迫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其政府数据开放作为国家战略推动，借助政府数据开放，美国的医疗服务业节省3000亿美元，制造业在产品开发、组装等环节节省50%的成本。”孙丕恕说，目前，上海、北京、青岛等地先后出台了数据开放相关政策，搭建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他认为，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措施，很多政府部门担心增加工作负担，甚至顾忌数据披露会暴露管理中的不足，因而主动性不强；相关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法律不健全，缺乏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地方政府和垂直系统各自为战，造成新的“开放的数据孤岛”。

　　“在国外，数据开放的工作都有明确的部门来负责，有效推动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例如，美国的data.gov是由美国总务管理局(GeneralServicesAdministration)负责管理，并持续改进该网站。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负责设计网站的结构与规划。”孙丕恕建议，我国政府数据公开应明确组织机构，制定行动规划，研究制定政府数据开发目录和格式标准，“书同文、车同轨”。

　　从建设步骤和开放范围来看，他建议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分领域、分区域实施。“建议选择试点区域，推动相关部门首先整理社会关注度高，与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相关的数据，例如气象、交通、旅游、物价等部门所掌握的基础数据、业务类数据、管理类数据、统计类数据等。”

　　除了唤醒“沉睡”的政府数据，在孙丕恕看来，当前应该积极推进金融、电商、公共事业等大型企业数据的开放共享，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用好大数据。

　　“目前，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为1859.6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及8.2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这些数据第三方机构很难获得。”孙丕恕说，当前央行征信也在逐步建立信用的共享机制，但大部分局限于金融机构内部，没有有效地向社会开放。电信运营商、水电煤等公共事业机构内也积累了多年的业务数据，互联网公司则收集了大量的用户和企业信用数据，这些公司基于商业利益等不将数据开放，而是基于自有的局部数据开展征信服务业务。“目前，个人征信市场已向民营企业开放，大企业间也在积极谋求数据获取和数据共享的路径，如建立数据开放平台引入或交换第三方数据，但这些都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政策，这一领域的数据壁垒问题亟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