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伴随着科学技术快速迭代、经济社会加速分化和人们需求日益多元,新旧社会问题交织叠加,各类风险事件层出不穷,专业分工、部门分割和层级分明的传统治理模式显得明显迟缓和滞后,遭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提高治理的敏捷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
2022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题为“不确定的时代、不稳定的生活”的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认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层层累积和相互作用,已经深深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可以说,伴随着科学技术快速迭代、经济社会加速分化和人们需求日益多元,新旧社会问题交织叠加,各类风险事件层出不穷,专业分工、部门分割和层级分明的传统治理模式显得明显迟缓和滞后,遭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提高治理的敏捷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
敏捷治理的内涵及其逻辑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将敏捷治理定义为,“以顾客为中心的,一套具有柔韧性、流动性、灵活性或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决策过程”。
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理性化的科层治理,敏捷治理力图实现三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事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的逻辑是专业、标准,在确定化的环境中实现资源的科学化配置,但也可能忽略了最应该关注的目标,即人的需求和价值实现,甚至出现手段替代目的的悖论。敏捷治理强调紧紧围绕人的需求这个核心,因此治理过程必须越来越精细化、精准化。二是从理性至上到兼容并包。科学理性主义强调最优决策和最高效率,但社会是多元分化的,需要在科学与民主、效率与多元之间保持一定平衡,因此,敏捷治理强调多元化的包容和参与,通过表达、沟通和协商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包括回应相对弱势群体的需要。三是从固化流程到灵活应变。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系统工程,强调从分析、设计、建设直到运行、反馈、再分析的线性流程。为应对深度不确定和复杂化的后现代社会,治理形态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组合、快速应变,甚至见微知著,更为前瞻主动地识别风险和预先干预。总之,敏捷治理强调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以更好因应时代的变化与挑战。
人工智能为敏捷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进步为敏捷治理提供了动力和支持。以大数据、优化算法和机器学习等为主体的人工智能,正在为人类的灵敏社会感知、海量信息处理和精准决策判断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这些正是实现敏捷治理的重要构成要素。
首先,人工智能提高了对社会体征的灵敏感知。生命体视角下的社会体征泛指社会系统中人、物、事及其互动的总和,是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人工智能依托城市智慧监管平台,通过分析各类由神经元获取的前端感知资源(如声音、图像等),帮助形成对社会体征整体的、实时的把握。当某一体征达到乃至超过阈值时,人工智能便会及时监测到相关异动,并将预警信息迅速上传至平台,从而便于治理主体开展后续行动。由此,人工智能的应用实现了对仅靠一线人工感知的传统模式的革新,有效地克服了后者周期长、成本高、稳定性低等弊端。社会常态治理与应急处置更加高效,这也为敏捷治理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人工智能可以对社会态势进行精准研判。“互联网+”使社会网络各节点紧密相连,随之产生的信息交互也愈发频繁和多元。在这一背景下,治理主体通过构建跨部门、跨组织的信息协作机制,并利用人工智能对所获海量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最终可以形成对社会要素前所未有的全面认知。从满足居民的特殊生活需要到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从评估某一行业的发展现状到分析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既能够助力对宏观形势的鸟瞰,又可以敏锐地知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敏捷治理将更加富有整体性、针对性。
最后,人工智能有利于对风险事件的前瞻预测。基于特定算法与数据训练,人工智能表现出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做到科学地总结规律、推断未来。目前,这一能力已在医疗、交通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灾害日益频发且复合的后现代社会中,人工智能同样可以赋能风险治理。依靠人工智能获取、识别、归类与分析有关风险因素的数据,并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治理主体可实现对未来风险的合理推断。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应用基于混合AI的新冠肺炎疫情预测模型对上海疫情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其结果与实际情况总体吻合。可以期待,未来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助力针对风险事件的精准施策,实现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的转变,为敏捷治理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以敏捷治理重塑人工智能
当然,技术运用只是敏捷治理的一个方面,对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同样重要。人工智能为敏捷治理插上了奋飞的翅膀,但究竟飞向何处?能飞多远?其实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予以回答的重要课题。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公共服务场景都涉及多方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甚至依赖基于隐性知识的共同生产,但简单、僵化的数智决策必然排除这种社会交往与合作,取而代之以冷冰的数字与算法,最终导致治理的“非人格化”和“去社会化”。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敏捷治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效果。可以说,在科技狂飙突进的时代,全人类对于权利、公平正义的关注和重视并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技术扩张背后往往伴随着权力的蔓延和渗透,缺乏共识性的制度规则可能造成数字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反过来损害正当权利和公共利益,敏捷治理必须实现对数字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他也多次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助推传统社会管理的敏捷化转型,提高治理的敏捷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化;另一方面,也要统筹技术赋能过程中的发展与安全,通过顶层设计和精细管理,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健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体系。
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无论是敏捷治理还是人工智能,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构建良善社会秩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因此,在人工智能助力敏捷治理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现实需求为核心,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敏捷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破解企业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坚持数字普惠,消除数字鸿沟,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不能将敏捷治理简单理解为冷冰的数字化、数目化管理,也不能以技术工具完全取代传统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要将“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作为衡量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合理与否的标准。
构建高效的实践体系。敏捷治理不应停留在观念和理念上,而必须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和发展壮大。一是强化场景应用。聚焦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场景开发,特别关注养老、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事项,提高基层服务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打通部门壁垒,加强数据集成,通过“一网通办”“一网通管”等数智治理新形态建设“全方位感知、全要素覆盖、全领域研判、全过程协同、全天候响应”的智慧化城市治理体系。通过智能系统开发,再造企业和群众办事服务流程,推动市场监管、行业监管智慧化转型,推动事中事后监管从“按事项管”向“按行业管”转变,提高监管的敏捷性、审慎性和精准性。三是强化赋权增能。通过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助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助力基层队伍减负提效,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通过机制设计和建构,形成人工智能促进敏捷治理、敏捷治理规范人工智能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在法治的大前提下,建立和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数智治理体系。一是建立公共信息披露机制,由大数据局等部门牵头定期发布公共数据运用蓝皮书,及时公开公共数据采集、储存、使用和监管的流程和做法,确保事关个人的信息、行动权益的数据、算法使用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建立智能决策的权利救济制度,通过算法决策和人工决策相结合,建立个人信息查询、申辩、更正等机制和通道,确保当事人员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三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对于故意、明显危害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数字决策行为以及相关人员严肃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