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的领导者可以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辅助下，直接感知城市这个庞然大物的一举一动。就像驾驶员坐在机舱内，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察觉环境的变化，并作出实时决策。”要说社会治理背后的科技支撑，一定会提到人工智能。在京参加中国科协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专题研修班的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铁军日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假以时日，人工智能技术会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智能化是信息化社会演进的高级阶段。”黄铁军强调，“运用智能技术更好进行社会治理，目前已经具备了初步条件。”

　　智能安防，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智慧司法，助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智慧养老，直击老龄化社会的痛点……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国胤举出了许多人工智能用于社会治理的例子。

　　“如今，网络数据空间和人类生活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已经交织在一起。”王国胤说，“人不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人，也是网络上的、数据化的人。”这样一来，社会治理的手段必然要随之变化。

　　受访专家均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上已初步开始了应用。不过，基于智能技术的社会治理，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王国胤说，人工智能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更高级的工具，也带来了此前未曾遇过的问题。

　　比如说数据的开放共享。“数据怎么管理，怎么共享，这是世界难题。”再比如说隐私——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织越发紧密，隐私的定义要不要修正？

　　“可以说，我们目前还处于网络空间的‘原始社会’阶段，网络空间治理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人类在网络空间的行为模式还没研究清楚。”王国胤说。

　　“还是要鼓励技术的探索。”黄铁军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技术不断改变社会形态和伦理规则的过程。“但的确同时要关注社会影响、伦理影响，引导人工智能发挥正面作用。”

　　传统社会，以人的物理行为为单元来进行管理；如今，人类大量活动在信息空间发生，并越来越多地由人工智能进行。治理者必须要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来与这个更为聪慧强大的对象共处。“当一些机构和个人可以用高级的人工智能参与社会活动时，若治理者没有更为高级的监管技术，肯定就会出问题。”黄铁军表示。

　　其实，技术带来的问题，还需技术去解决。比如，人们担心人脸识别不够准确，担心耍些小花招就能骗过还不够聪明的机器。要降低这一技术风险，就不能只靠规章制度。“实际上，问题一旦被发现，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研究如何从技术层面填上漏洞。”黄铁军认为，这正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但在研究上，来自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控制实验室的教授王龙有话讲。

　　他研究的是群体博弈。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论——博弈、反馈、学习和预测——和社会治理内核联系紧密。小到如何选择出行道路，大到如何平衡部门利益，都涉及博弈。“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相比，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得还不够快。”王龙有些忧虑，“但对国家来说，根基的东西，才是核心竞争力。这恰恰是我们比较薄弱的地方。”

　　王龙说，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氛围，鼓励一部分人去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让他们可以去自由探索，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人工智能太热闹了，但做基础的就很冷。”王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即使是高校，在学习相关专业的学生里，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也就只有一到两成。

　　“如果大家都弄短平快的项目，就出不了人工智能的‘大家’。”王龙说，人工智能，不止是做出能对话的音箱、能跳舞的机器人。“我们需要有长远眼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在政策的鼓励下，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筑牢地基。”王龙强调。(记者张盖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