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日益成为当前我国公共安全领域薄弱环节。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农村内部也出现再分化：一方面中心镇、中心村形成人口聚集区，“类城市”安全风险积聚；另一方面偏远农区日益凋敝，因“失血”埋藏安全隐患增多。当前需创新农村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以适应农村发展形势需要。

　　——农村公共安全呈现点多面广、局部井喷趋势

　　开封市杞县葛岗镇主街区居住着3000多人。沿街而行，有大型超市、温泉洗浴城、网吧、KTV、宾馆酒店、学校，大小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街道不远处则是一排排工业厂房，这里还有河南最大的大蒜集散市场——“金杞大蒜国际交易市场”，大卡车满载打包好的大蒜从仓库进进出出，集镇上尘土飞扬。

　　葛岗镇派出所所长唐齐斌说：“已经不同于10年前的农村集镇卖点柴米油盐，如今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城市功能齐全的小城；但是这里的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却还是按照十年前的农村设计的。”尤其是遍地开花的彩钢板房成为重要的火灾隐患。由于没有专门消防力量，一旦发生火灾，只能从企业或县城借用消防队。今年5月，平顶山市鲁山县一乡镇养老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8人死亡，事故原因正是“违规采用易燃的彩钢板”“用火用电管理不规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公共安全事件呈现隐患点多面广、局部井喷趋势。尤其是部分中心镇、中心村“越来越像城市，却又不完全是城市”，“类城市”的公共安全风险增多，集中表现在：

　　城镇化带来人口聚集与滞后的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形成矛盾，安全事故多发。记者在农村走访发现，农村缺乏专门消防力量则是普遍现象，部分相对好的农村则配备有简易的农用三轮消防车。此外受制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村道路安全交通事故、农房倒塌、留守儿童游泳溺亡等安全事故频发，而基层管理部门多是被动应对此类安全事件。

　　公共卫生需求升级与相对落后的卫生服务能力形成矛盾，公共卫生安全隐忧重重。记者在杞县荆岗村采访发现，近两年这里被一场丙肝疫情侵袭，村民感染率接近6％，人数超过300人。疫情疑因一名村医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所致。目前村医已被司法机关刑拘，但丙肝却给当地村民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近年来，村医进行技术培训“针头用开水烫一烫接着用”的现象基本杜绝，但卫生服务能力依然堪忧。

　　社会矛盾多元与农村警力不足形成矛盾，治安事件居高不下。邪教在乡村传播，农民心理问题缺乏纾解渠道，农村吸毒人数激增引发抢劫、盗窃等案件等新因素导致的犯罪也在增加。200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加强农村派出所建设，要求农村人数不得少于5人，目前许多农村派出所依然维持着近十年前规定的最低人数。

　　环境过度开发与自然灾害预警、环保监管滞后形成矛盾，自然灾害多发。一些地区盲目地对农村地区资源掠夺式开发和对自然环境无节制的破坏，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洪灾、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如今年8月陕西省山阳县中村镇烟家沟村发生一起突发性山体滑坡，造成60余人失踪。

　　——转型时期农村正步入“风险社会”

　　造成农村地区成为公共安全薄弱环节原因在于：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乡村二元结构”导致的风险因素向农村地区聚集。一方面城乡之间鸿沟在缩小但差距依然存在。伪劣食品、污染企业等在城市生存的门槛较高，被进一步排挤到乡村。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本身也经历着“再分化”——繁华的地方更繁华，凋敝的地方更凋敝。偏远地区的农村则因不断“失血”也带来安全隐患。记者在开封农村地区采访，一所名为吴起城小学的偏远农村小学，校园的北墙砌起了三个垛对倾斜的墙体形成支撑，防止坍塌。校长告诉记者，“墙和屋顶全部修下来得三万元，但学校的经费只能保运转”。

　　其次，农村传统秩序的瓦解，维持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原有集体式生产协作方式、观念受到冲击，大部分农村义务治安巡逻难以维持。葛岗镇有7．9万人，派出所有7名民警。包括所长在内实际能下村的警力只有4名，他们每人负责一个警区、保障约2万人的安全。

　　第三，农民安全观念淡薄、农村安全管理薄弱。采访中，很多农民对“安全”缺乏必要的认识。开封市陈楼村治安主任王明伦说，农村彩钢板房排查过程中，群众对整改“不以为然”。基层干部对新出现的生态安全、公共卫生等风险认识同样不足。内乡县余关乡乡长石天军认为：“乡镇干部往往将经济发展当做第一要务。但实际上农村最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对大多数乡镇农村来说，安全才应是第一需求。”

　　当前我国农村本身正日益成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步入“风险社会”。农村地区不仅需要承受工业发展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非传统风险，而且将更多地承担发展过程中城市的转嫁风险，作为一个时代课题亟待引起重视和研究。

　　——创新农村公共安全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农村的公共安全，对保持国民经济和农村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农村提倡培育“新公共安全”文化观。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全宣传教育、文化下乡活动活动，提高农民安全素养。如邓州市桑庄镇让退出历史舞台的大喇嘛重新启用，镇政府投入20万元装起152个无线平安大喇叭，经过规范使用，达到既不扰民，又有效调动群众群防群治，宣传安全知识的目的。培育新型公共安全观，还要求各级地方领导调整重生产发展、轻安全建设的倾向，按照小城镇的管理规划，完善卫生、治安、消防等公共安全服务工作。

　　二是构建多元协作治理体制，让更多社会要素能够有序参与到农村公共安全治理。鹿邑县利用市场机制购买服务，通过公开竞标，引入安保押运有限公司实行巡防承包，2013年以来，专职巡防队处置各类案件150多起，救助群众300余人次，试点乡镇刑事案件发案同比下降50％。

　　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技防建设。记者在河南农村地区采访，“探头站岗、鼠标巡逻”成为各地的选择。如内乡县的余关乡党委政府投资近320多万元建设15个监控中心，在每个行政村的重要路口和位置安置高清摄像头，平均每个村7至15个，并且监控系统市县乡村四级联网。

　　四是创新警务模式促警力下沉，理顺农村公共安全监管体制。农村公共安全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消防、食药、卫生、安监等部门，其在乡村的架构体系、工作模式都有待进行理顺完善，适应农村公共安全服务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