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智慧城市是城市建设的一个热门话题。就目前理解来讲，智慧城市是指利用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有关的智慧技术（含传感技术），改进城市的治理，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并解决城市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等城市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3年9月，我市即被列为全国首批20个智慧城市试点之一，起步早，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其他先进城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我市智慧城市建设依然存在诸如数字政府建设较为缓慢、部门信息条块分隔形成了数据孤岛、项目投入和建设机制仍不够完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等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因此受到制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也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智慧城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随着智慧城市不断落地生根，中国城市正加速迈向全场景智慧，未来城市将无处不智慧。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如何继续建设城市大脑探索创新，进一步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是新时代发展赋予惠州新的历史使命。

　　建设掌上政府

　　动动手指，就能办社保、取公积金，甚至还可下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准证书；城市健康绿码在手，通行无忧；在网上预约挂号，打开手机地图，获得前往医院的最优出行方案、最快到达的公交车……这些发生于惠州的真实生活场景，正是“十三五”期间，我市用数字创新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真实写照。

　　在潼湖科技小镇投用的智慧城市控制中心。图片由惠州报业传媒集团东江图片社提供

　　数字政府是新型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我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按照“数据上云、服务下沉”的总体思路，充分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推进行政方式创新、优化行政服务流程，建立了“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湾区通办”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终端）、广东省大数据中心惠州分节点需求管理等政府系统，进一步增强数字政府支撑能力，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取得了一定成效。

　　虽然，我市智慧城市建设已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对比广东省其他先进城市仍存在不少差距。“我们在深圳和广州都有分公司，很多在其他城市已实现网上办理的业务，但在惠州还没实现。”“疫情以来各办事大厅的预约号明显匹配度不够，有些一号难求，有些又有剩余，建议通过大数据来适当调节各办事大厅的业务承载量。”这是不少企业的感受，反映的正是惠州智慧城市建设差距所在。

　　在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上公布的《2018-2019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结果中，全国地级市排名前50的地级市中广东省占6个城市，其中惠州分数排名第26，相对靠后。

　　“总体架构方面，建设统筹和认识深度仍不够。”惠州学院大湾区惠州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学军认为，虽然我市早在2013年9月就被列为全国首批20个智慧城市试点之一，但多年来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性规划方面有所欠缺，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划管理标准以及基础技术的支持，信息共享、数据获取以及更新机制等都缺少科学有效的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构架，仍处于分散化、条块化、割裂化的发展阶段。

　　余学军指出，智慧城市的管理将需要很多城市基础数据，环保、水文、污水、交通、消防等需要大量的传感设备去获得城市的基础性数据，数据准备程度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数根”，而目前我市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基础数据还很薄弱，需要传感设备获取的具有城市感知力的数据很少，这方面的硬件仍然欠缺。

　　余学军认为，惠州应该强化顶层设计，做实布局谋篇。一是注重早期探索、理论研究支撑，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南京、杭州从创新城市管理出发，早思考、早动手引入专门科研机构和专业开发团队，充分保障智慧城市领域的智库支撑，积极与高端研究机构开展城市大数据等课题研究，持续引领智慧城市建设。

　　与此同时，还要注重总体思路框架，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合理性和包容性。他举例，深圳对未来的智慧图景有清晰描绘，深圳实现了6个一，即“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深圳、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一屏智享生活”，依托数字化方式连接贯通政府各部门的业务系统，政务数字化不断升级。在基础数据方面，2020年，深圳规划建成4.6万个5G基站，成为全国率先实现5G基础设施全覆盖和独立组网的第一城，助力自身走向产业智能化、技术全面领先的创新高地。“这些都是惠州需要去学习探索的好案例。”

　　推动应用落地

　　高品质城市离不开智慧化管理。作为一座拥有近500万人口的制造业大市，惠州如何为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营造安全环境，依托数字技术智慧城市无疑成为防护利器。

　　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智能指挥中心，上百块屏幕、十余台电脑实时滚动显示着惠州辖区内所有主干道的交通实况。这是全市公路的“天眼”和“神经中枢”，是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做好交通安全形势分析研判的重要信息平台。在交通领域，我市已建设惠州市综合交通网络运行协调与应急调度中心，从大屏幕上可以调取相关的交通数据、现场画面。在城市管理方面，我市已建成“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的智慧城管—网格化治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一级平台，并由7个县区政府建设二级平台系统。

　　经过多年的积累，全市已构建700多个部门及行业的政务应用子系统，这些为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建设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虽然城管、交通、公安、应急等部门都有各自的数字化系统，但各大平台之间的数据却不可以相互互通，处于割裂状态。

　　数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身的数据治理能力，是地方营商环境的体现，但这也是我市一大软肋。我市已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但根据《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惠州排名第26，佛山排名第6，东莞排名第8，对比周边城市数据开放程度，惠州显然仍有很大差距。

　　在2019年由市领导牵头开展的《如何加强惠州智慧城市建设》专题调研中就提到，目前我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管理上，仍处于传统管理的模式之下，以部门为主体，并没有真正打破部门边界，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没有一项基本成型的、有效的智慧城市管理机制；技术上，仍处于管理为技术服务的阶段，管理观念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节奏，技术的应用没有有效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无论是面向政府的交通、安防、政务，还是面向市民的教育、医疗，各个领域之间都是分散化管理。如果各系统互相独立，数据资源无法实现共享，软硬件基础设施不能集成在一个框架之中，那么这样的智慧城市就如同‘四肢发达却头脑简单的莽汉’。”余学军指出，智慧城市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系统建设，而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管理模式的优化，甚至是城市资源的重组，是对原有管理模式的冲击。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惠州如何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

　　杭州的经验做法值得参考借鉴。如杭州城市大脑“五三一”架构，即“五个一”（一个大脑、一个中枢、一张网、一个库、一朵云），“三个通”（政府市场互联互通，中枢、系统、平台、场景互联互通，市区部门互联互通），构建“一个”纵向到市县（区）、横向到各部门的、各领域的、新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之间的区别在于，智慧城市是全场景智慧，不是一时一地的局部创新，不是孤立应用，而是随时随地的全流程联动、多方面融合贯通的聚裂效应，是一种‘大智慧’。”余学军认为，现在的技术足以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但是在行政体制当中，有各条线的行政命令，有各种各样的法规，导致城市治理不能横向打通，给技术应用造成障碍，打破部门壁垒与体制性障碍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

　　余学军认为，不仅要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惠州还应促进商业数据与政府部门数据多维融合，和美团、饿了么、滴滴等APP平台取得合作，利用APP平台的数据流，可以给智慧城市规划、智慧交通等提供研判参考和决策依据。

　　“与此同时，惠州智慧城市建设要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问题。”余学军认为，惠州正在加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通过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对城市进行重塑和再造，但需要超前规划，避免重复建设问题。

　　他举例，惠州正在构建的“丰”字形大交通，就应该按照智慧城市标准建设，比如道路上的灯杆，可以参考龙岗等一些智慧城市，建成智慧灯杆，搭载智慧监控系统，并将监控数据传送至统一的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对道路区域实行实时监控，嵌入5G设备，融合5G基站的功能。

　　发展智慧产业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只是运行一个小的项目，项目涵盖广、涉及领域多、项目规模大、资金投入高等特点都促使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多方参与才能完成。

　　智慧共享停车楼（库）。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市北斗、激光、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与物联网等智慧产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智慧城市建设解决方案方面的龙头企业却显得非常薄弱，相关领域的拔尖人才相当匮乏。

　　在2019年由市领导牵头开展的《如何加强惠州智慧城市建设》专题调研中就提到，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方面，项目投入和建设机制仍不够完善。当前，我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建设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缺乏明确的商业模式和运营长效机制。一方面，智慧城市投入大，造成财政压力大，部门间资金分配机制方面也不够均衡，不同部门信息化投资规模差距较大，各行业、领域的信息化建设进度不一。另一方面，难以激发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建设，不利于推动项目的整体建设和后续的运营。

　　他山之石，或可以攻玉。纵观国内众多成功的智慧城市建设，均需要大型的科技型企业助力。如深圳，借助华为、腾讯、平安等科技巨头的创新力量，打造成为了全国智慧城市的标杆型城市；杭州，则依托当地的科技龙头阿里巴巴，共同打造了“城市数据大脑”的核心，探索出大城市治理数字化的杭州方案。

　　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方面，杭州“城市大脑”建设以市场化运营为理念，成立混合所有制的“杭州城市大脑有限公司”，由市国有企业控股，社会企业和研发团队参股。南京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南京大数据管理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运维管理。“正是鼓励社会和民间资本参与建设，鼓励多方参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杭州、南京等智慧城市建设才保障了活力和持续动力。”余学军表示。

　　在余学军看来，惠州智慧城市建设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揽，应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政府要敢于把自己的投入，转化成对市场的支持，积极鼓励企业参与。”余学军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需资金巨大，涵盖投融资、建设、运营、监管等过程。传统的政府自建自营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更多的资金需要由企业和融资机构去筹措，将市场机制引入惠州智慧城市建设是必然选择。

　　根据《智慧城市行业与市场调研报告》，2019年中国新型智慧城市规模超过9000亿元，未来几年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预计到2023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余学军认为，惠州借智慧城市建设机遇，以创新驱动智慧产业、政务、民生各领域发展，依靠创新汇聚融合高端要素、高端人才、多元资本促进智慧产业发展，让更多本土智慧产业企业参与惠州智慧城市建设，实现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