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研讨会在布鲁克林举行，这篇文章为该会而作。

　　1.如何定义智慧城市

　　对“智慧城市”一词最灵活的定义是：采用数字技术改善市政管理、行政、长期设计和规划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通过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多个单位和层级部署所需的工具。按照这个标准，地球上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被认为是“智慧”的。虽然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反对将“智慧”这样危险的修辞来描述城市(Hollands，2008；Greenfield，2013)，但我们不能否认数字系统像机械系统一样，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是现代城市固有的组成部分。

　　为了充分界定“智慧城市”，人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城市议程”项目，在这些过程中，21世纪的城市化展现了惊人的复杂性，需要跨越自然环境、建筑环境和数字环境。

　　在过去十年里，智慧城市一直是企业项目。也就是说，智慧城市既不能对现有的权力结构提出质疑，也不能制定方案来解决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来管理城市，重点对现有系统和解决方案进行适度修复。过去往往忽视了广泛的当代城市政策问题，注重的是如何进行高效运营。

　　作为现有城市的升级版，智慧城市由人们进行设想和出售。这与早期城市规划运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花园城市运动，城市美化运动，战后复兴运动，这些运动都是为了重新设计城市的物质基础，以及相应的形式和结构。发展智慧城市的手段要相对温和一些，以渐进的方式来改进20世纪的城市基础设施，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设计不能已经不能满足21世纪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了。

　　过去的智慧城市会巩固私营部门经营者的关键职位，显得未来城市的团体主义观点有些不合时宜。相关的设想也通常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一致的问题——收入不平等，住房供应不足，住房负担能力不足，环境风险各不相同等。

　　以这样的框架建起的智慧城市是反乌托邦的。他们对城市数字系统中的关键部分进行巩固——记录事件和发送信息的传感器，分析和存储信息的计算能力。总的来说，智慧城市的概念是对全球互联网的模拟，因为它包含的经济逻辑正在迅速聚集信息和权力。用计算机隐喻的术语来讲，智慧城市就是大型计算机的主机。企业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愿景和设计策略，但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决策者并不能看到和理解企业的做法。

　　2.如何设计智慧城市

　　在2013年出版的《智慧城市：大数据，全民创客，追求新乌托邦》一书中，我初步尝试着标出城市中的新兴政治经济，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智慧城市在现有的实体城市中仅仅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发展智慧城市的重点集中在数据动态上。(Kitchin：2014；Kitchin，2017；UrbanInstitute，2016；Thakuriah，2017)

　　我发现像IBM，思科系统，西门子和其他希望开拓新市场的公司在动机和设想上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尝试着去了解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以及这些建设者想把智慧城市建成什么样的。但我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到，很明显最大的风险是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智慧城市的发展。先来看看这些设想及其具体表现，比如韩国松州的国际商务区，可以发现这些设想并不完整，有局限性。以计算机领域的主机视角来看，智慧城市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在网络的边缘仍有足够的数据和计算能力让真正的变革想法起作用。

　　所以在智慧城市的最后一章中，我提出了13条“智慧城市新市民”的基本原则。我的灵感来自花园城市运动之父PatrickGeddes爵士的作品。与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改革者不同，Geddes不是一名建筑师或土木工程师，而是一名生物学家；他不是一名机械发明家，而是一名狂热的园丁。他深信自下而上的变化，他对城市系统的深入思考影响了JaneJacobs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写作内容，促进了许多相同的想法和信念的推广。

　　PatrickGeddes根据“花园城市”的原则设计了特拉维夫“白城”平面图，该平面图与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普遍形式完全背离。

　　我的书中提到新市民试图沿用Geddes的方式，通过制定一系列原则来建设智慧城市，这些原则可以指导人们选择更方便的方式来构建智慧城市，而不是通过总体规划来建设智慧城市——或者更糟的是将智慧城市作为产品和服务进行包装。

　　这些原则涵盖了一系列战略性建议——我希望城市：当已经有模拟答案时，要对简单的数字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避免过度集成化和过度控制；迎接数据治理的挑战；定制解决方案，与其他城市共享；培养能够在数字和物理领域工作的专业人才；运用大量数据进行长期规划；注意技术众包和权力下放；确保每个人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学识；在一些方面利用数据推动城市科学的发展；注意以决策自动化这种方式来隐藏我们对消费选择的影响。

　　3.如何规划智慧城市

　　2012年，新的规划风靡全球各大城市。通过对智慧城市进行长远规划，我将其称为“数字总体规划”，城市开始在智慧城市运动中起思想领袖的作用。我曾和StephenLorimer合著了智慧城市的书籍，StephenLorimer现在正领导大伦敦管理局进行智慧城市规划。2015年，我和他进行了一项研究，重点关注了城市规划的内容、过程和实施方法——进行城市规划的主要有纽约，芝加哥，伦敦，新加坡，旧金山，香港，巴塞罗那和都柏林。我们发现，智慧城市规划的每个阶段考虑的都是不同的事情(TownsendandLorimer：2015)。

　　这些发现在意料之内。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初期，即21世纪中期，一些规划者提到市级二氧化碳减排的范围、权限和最佳做法并不清楚，我们发现了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数字总体规划能否达到法定要求、最终推动许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是，如果网络安全问题继续扩大，那么数字总体规划可能会实现。

　　在我看来，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的过程是推动智慧城市运动发展的中心。这个过程也是最有可能、最适合争论智慧城市的精髓的地方。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研究会使这些计划变得更好？需要了解哪些内容来规划城市的未来？

　　因为有很多城市不知道如何规划，所以很难缩小研究范围。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计算密集型、数据驱动的城市研究革命(Townsend，2015)本身就是通过智慧城市技术和方法实现的，那么这些发现就表明了一种迹象，我们正处于建立数字总体规划的最早阶段。

　　令人不安的是，有了这些技术后就没有人真正知道城市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很少有证据表明人们决策的过程以及这些决策累加起来后带来的变化是受到数字技术传播的影响。迄今为止，在交通运输方面的考虑是对城市研究和规划最定量和最严格的理解。

　　目前，智慧城市技术正在尽可能地丢弃已经获得的数据（尽管像Uber这样的公司继续保持对这些数据的密切关注）。但可以说，我们对实际情况、旅行方式、未来运输规划和土地利用的理解实际上已经落后了。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看数字技术给汽车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将相关设备和技术与汽车相结合后，人们在驾驶的时候不免会分心。然而，我们对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需要更多地去研究智慧城市的动态，需要了解市场如何带来变化，需要了解公共投资和智慧城市技术的使用效果。在这之前，我们甚至要考虑发展的方向，或者如何利用政策和规划转变方向。

　　问题是，继续深入研究将涉及到收集大量的主题，地点以及可能有侵略性的活动等方面的数据。最近，Mattern(2017)提出了一个令人伤感但又有点错误的观点，他反对将城市作为“生活实验室”。虽然Mattern的批评确实有效，但他忽视了城市获得权利的紧迫性——高效的城市确实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城市不应该是“生活实验室”，因为城市必然与市民生活有关。城市应该得到更好地利用，它作为迅速扩大并积累知识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全球经济和环境的目标。

　　现在需要的是让城市变成一个更好的实验室。城市一直像实验室一样，主要用于了解在商业，政府，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当城市会带来更大的好处时，西方的个人隐私观念就会变得十分强烈。

　　在智慧城市的时代，这样的挑战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我猜想，各方的反应可能会为城市治理提供大量的新思路（例如，一个市民可以决定他/她对个人和群体的期望）。现在很少提到市政当局及其合作伙伴应该如何收集、分析和使用数据。五十年来，他们把数据看得十分重要，数据是创造价值的重要关键——这是数据存在的原因。换句话说，城市政府最基本的工作是生成、使用和处理人们及其活动的数据。这将引发人们对如何控制这些数据的辩论，想让人们信任数据，第一步要做的是让人们了解如何科学处理数据。人们提出了正当的问题，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利用这些问题来发展智慧城市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