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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芹:中国建设智慧社会的国外经验借鉴
2019/4/15 9:44:00   电子政务杂志      关键字:中国,智慧社会,国外经验借鉴      浏览量:
通过对发达国家具有典型代表的数字英国战略、日本的超智能社会(社会5.0)战略、美国的智慧城市战略和新加坡的智慧国家战略进行综合研究,构建了比较分析研究框架,并分别从战略规划、技术支撑和推进模式三个层面剖析英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政府的智慧社会发展战略,总结提炼了共性特点及各自特色,最后提出中国建设智慧社会的战略构建建议。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各国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发达国家面向经济、政府、社会等各领域陆续推出数字化和智慧化发展的战略,数字英国战略、日本超智能社会、新加坡智慧国家建设和美国智慧城市具有典型代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智慧社会”的理念,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之间的深度融合问题。由于各国国情差异,“智慧社会”在全球尚未形成统一概念。各国在推进社会智慧化建设中的战略称谓各不相同,建设的基础和侧重点各异,但核心宗旨趋于一致,即重视新技术的应用,以人为本,精准化满足公众的高质量服务需求,推动社会的智慧化发展。

我国智慧社会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全球范围来看,英国、日本、美国和新加坡政府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超智能社会和智慧国家的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深入研究上述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比较分析共性与特点,对推进我国建设智慧社会有借鉴意义。

一、分析研究框架

为更好地研究各国建设智慧社会的战略,建立如下政策分析框架,从战略规划、技术支撑和推进模式三个方面比较分析各国政策和发展的着力点(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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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社会建设政策比较分析框架

“战略规划”层旨在通过分析国家级战略或规划,探析发达国家建设智慧社会的目标定位、主要内容、重点领域,以及相应的组织机制等[1],总结各国战略规划特色及要点。战略规划的制定为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智慧发展的实施路径提供宏观指导与依据。

“技术支撑”层是指在建设智慧社会中,发展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基础研究部署、新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资金保障等。技术支撑为战略规划的落地提供技术方面的保障。

“推进模式”层分析研究各国在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背景下所形成的发展方式和机制,以及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特点,是各国在推进智慧化建设过程中的道路选择。推进模式为智慧社会建设的落地提供机制保障。

二、战略规划的比较分析

(一)数字英国建设的战略规划

为打造世界数字之都,保持数字经济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整体上系统推进数字英国的战略,以2009年发布的《数字英国》(Digital Britain)和2017年发布的《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两大国家战略为代表,英国把数字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重塑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2017年3月,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发布的《英国数字战略》,对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并对未来如何推进数字转型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同时列出了重点关注的七个部分:①连接性:建立世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②技能与包容性: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数字技能;③数字行业:使英国成为数字业务发展的最佳场所(数字经济战略);④更广泛的经济:帮助每个英国企业成为数字企业(数字转型战略);⑤网络空间: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在线生活和在线工作的地方(网络空间战略);⑥数字政府:维持英国政府作为在线服务公民的世界领先者的地位;⑦数据经济:释放英国经济数据的力量,提高公众对其使用的信心。[2,3]该战略对英国的政府、产业、公众数字技能和数字技术设施的各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是英国推动数字战略再升级。

(二)日本“超智能社会(社会5.0)”建设的战略规划

2016年,日本内阁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首次提出超智能社会“社会5.0”的概念,以及六大实现超智能社会的必要措施。《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指出,在信息通信技术不断进步、网络化与网络空间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应最大程度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融合网络空间与物理现实社会,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为核心,推动“社会5.0”(即“超智能社会”)建设,率先实现领先于世界的“超智能社会”,加速面向未来的产业创造与社会变革,创造新的价值。“超智能社会”被定义为:一个充满活力、适宜生活的社会,能够将所需的物品、服务在所需之时按所需之量提供给所需之人,精细化、精准化地应对社会各种需求,跨越年龄、性别、地区、语言等障碍,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4]

2016-2018年,日本陆续出台“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和“综合创新战略”,既是对超智能社会的补充与诠释,也体现出具体建设过程的阶段性和有序性。《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6》是根据第五期计划制定的首个综合战略,首先从平台和技术两个方面对超智能社会的深化和推进进行了具体的要求,并重点强调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融合;其次,就人才、教育与科研、产业、创新技术在内的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布局。2017年,《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7》继续围绕前一政策进行拓展、补充,重点强调了官民共同投资对促进超智能社会实现的重要性。[5]2018年,《综合创新战略》在继续推进教育、科研改革的前提下,对超智能社会的推进落实于具体领域之中,如明确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计划、环境能源智慧改善和农业自动化生产。目前,日本所有的行业都在社会5.0这个大框架下,实施智能化战略。社会5.0的目标,是要在每一个行业实现互联互通,以智能化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供高效的服务,响应社会的各种需求,然后产生新的商业价值。[6]

(三)美国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

2008年11月,IBM首次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的概念,并于2009年1月向美国联邦政府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建议投资建设新一代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美国联邦政府在随后的经济复兴计划中首次描述美国智慧城市概念。[7]经过十年的发展,智慧城市已逐步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通过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2.0方法论应用,形成一种构建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社会可持续创新生态。围绕美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历程,形成了以数据开放为核心,以大数据战略为核心,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三个阶段的国家战略政策。

(四)新加坡“智慧国家”建设的战略规划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智慧国家”建设战略的国家之一,“智慧国家”建设以服务公民为重点,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扶持企业数字化,聚焦信息产业发展,构建服务型合作政府,整合实时城市监控互联网大数据,推进社区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以政府为推动主体,与企业和公民深度合作,涉及智慧经济、智慧民生、智慧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智慧国家建设框架。

2006年,新加坡政府启动了“智慧国家2015”计划,规划目标的核心是提升跨地区和跨行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完成该目标,实施了四大战略:建设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息通信产业,开发精通信息通信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实现关键经济领域、政府和社会的转型。[8]2016年,新加坡又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计划,提出了智慧国家的核心理念包含:连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连接”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信基础设施,“收集”则是指通过遍布全国的传感器网络获取更理想的实时数据,并对重要的传感器数据进行匿名化保护、管理以及适当进行分享。“理解”的含义是通过收集来的数据尤其是实时数据,建立面向公众的有效共享机制,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更好地预测民众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9]该计划勾勒了新加坡智慧国家的总蓝图,通过建设覆盖全岛的数据收集、连接和分析基础设施的平台,根据所获数据预测公民需求,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让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一个智慧国家。

(五)各国战略规划比较

在共同点方面,一是战略目标基本相同,上述国家均旨在通过国家性战略规划推动本国经济、政府和社会发展的数字化,从而推进精准化的满足公众需求和社会的智慧化发展,确保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二是行动计划和重点领域明确。例如,英国就如何推进数字转型列出了重点关注的7个内容。日本提出了实现超智能社会的六大措施。美国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在2016年颁布的《联邦大数据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中提出了大数据研发关键领域的七个战略,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也提出了相关战略方案。新加坡从企业、政府和公民三大建设主体入手,提出了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准备蓝图方面的行动计划。三是管理和执行机构较为具体。英国由内阁办公室,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与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等部门推进数字英国的建设。数字化政府相关政策以内阁办公室为主,财政部,商业、创新与技能部以及开放数据研究所为辅。数字经济则是以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与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为主的管理机构牵头实施。日本由内阁、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和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等推进超智能社会的建设。[10]美国由联邦政府整体制定战略,各研究机构和委员会合作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推动智慧经济建设,新加坡政府特别设立了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领导新加坡国家层面和全国各行各业各领域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政策的制定,统一领导下的21个专业委员会、ICT委员会、公共领域ICT指导委员会、公共领域ICT审查委员会四个层次,分别履行决策、协调、管理、执行等职能。2017年,专门成立智慧国家和数字政府办公室(SNDGO)推进智慧国家建设。[8]

在差异点方面,战略制定机构不同。战略规划推动路径的差异与政策制定机构有关。美国战略制定机构主要是科学技术相关部门。英国和日本的战略制定机构则是除内阁外,主要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部门。新加坡特别设立了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和智慧国家和数字政府办公室(SNDGO)领导新加坡智慧国家建设。

三、技术支撑层的比较分析

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关的战略、政策和计划,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领,各国通过多种方式抢占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制高点。本部分重点梳理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发布的人工智能战略规划,分析其研发重点、人才培养和研发投入三个方面,并总结共性特点,以期为提升我国建设智慧社会的技术支撑能力有所助益。

(一)技术研发重点方面

英国政府相继出台《促进增长的创新和研究战略》(2011)、《英国产业战略:行业分析报告》(2012)、《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和创新》(2014)、《产业振兴战略》绿皮书(2017)和《产业战略——建立适应未来的英国》(2017),对英国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企业创新、科研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发展等进行战略布局,并制定实施系列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措施,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其中,《产业战略——建立适应未来的英国》中设定了四个重大挑战行动,其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经济方面,主要目标是把英国置于人工智能和数据革命的前列。在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行动计划方面,提出四方面促进英国AI产业发展可操作、可交付的重要行动计划,包括数据获取、培养人才、支持研究与应用发展。

日本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作为支撑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的关键性基础技术。日本政府从技术领域出发,制定了系列政策,并积极鼓励地方和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中的实践,以及推进传统行业的智慧化转型,从而建设一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智能社会”。日本内阁为强调人工智能对日本发展的重要性,并刺激人工智能产业活力,相继提出《日本复兴战略2016》《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以及《下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开发》,这些综合性战略以及专项规划都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持续性部署。目前,日本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总务省、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主管的三大研究所,分别承担通信技术、基础研究和产业转化平台功能。为了促进技术整合,上述三省成立“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共同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同时,建立相应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平台,实现计算机、软件、网络等基础设施及研发成果的实时共享。[11]《日本机器人战略:愿景、战略、行动计划》是日本为保持自身机器人大国的优势地位所出台的新机器人战略,该战略将IT技术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相结合,以期引领物联网时代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目前,日本对机器人产业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巩固机器人产业的培育能力,在制造、服务、医疗护理、基础设施、自然灾害应对、工程建设、农业等领域广泛使用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在物联网时代和数据的深度结合。

新加坡在2017年由IMDA颁布了《深化生态系统能力计划》,确立了投资和深度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媒体、物联网等四种前沿技术,提出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国家战略,支持新加坡发展下一代数字产业发展。2017年出台的《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推出了100E项目,帮助与新加坡企业研究人员匹配公司业务使用AI解决难题,帮助与当地研究人员匹配公司使用AI解决难题;提出了人工智能业务伙伴关系计划,IMDA促进当地公司之间相互合作提供AI解决方案,以应对企业业务挑战。2018年,新加坡政府还出台了《区块链挑战赛计划》,鼓励公司探索商业模式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创新或转型,解决行业挑战,超越金融应用。

美国在2016年5月发布《联邦大数据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其中对联邦机构的大数据相关项目和投资进行指导,该“计划”主要围绕代表大数据研发关键领域的七个战略进行,包括促进人类对科学、医学和安全所有分支的认识,确保美国在研发领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研发来提高美国和世界解决紧迫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能力。同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前沿峰会上发布报告《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为联邦资助的人工智能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目标,既包括政府内部的研究,也包括联邦资助的政府外部研究。七大研发战略包括:AI研究的长期投资战略(基础研究战略);开发有效的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作措施战略(人机交互战略);AI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学研究战略(社会学战略);确保AI系统的安全战略(安全战略);开发适用于AI培训和测试的公共共享数据集和环境战略(数据和环境战略);通过标准和基准测量和评估AI技术战略(标准战略);更好地了解国家AI研发人力需求战略(人力战略)。上述七大战略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推动软硬件系统演进、开发人机协作智能系统、构建良性研发的环境基础。

(二)技术人才培养方面

人才培养已被各国政府纳入推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议程中。英国强调培养人工智能的人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其中既包含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学术、研发人才,也包含未来人工智能行业中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

为解决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日本大学通过加速发展IT及理工科教育,强化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等方式持续推进大学改革,同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保障技术人才培养。日本政府在《未来投资战略2017》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中明确指出,伴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创造附加价值的竞争力将由以往的“物”转变为人,指出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强青年人才的培育,为青年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道路扫清障碍、营造创新创业的环境,尤其是激发女性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力与录用比例,同时确保科技人才国际化、多样化。

美国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中提出了更好地了解国家AI研发人力需求战略,认为在研发领域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必将占据领先地位,而技术专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为解决AI领域的专业人才存在不断增长的缺口,提出要了解国家AI研发人才的需求数据,测算AI人才的供应和需求量,并制定合理的计划。

新加坡重视数字人才的培养,2017年国家研究基金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核心”(AI SG)计划,旨在凝聚政府、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三大领域的力量,加强人才培养,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2018年,新加坡推出“AI for Industry”(AI4I)和“AI for Everyone”(AI4E)两项新举措,推进人工智能人才的发展。其中,AI4I是针对2000名高管,以及技术上倾向于人工智能的人员,通过资助学习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为未来工作机会做好准备。AI4E项目为免费项目,共针对1万名参与者,旨在让他们熟悉AI,并帮助他们认识AI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12]除了发展当地人才库外,新加坡政府还在计划建设可信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推出奖学金等计划,吸引和培养研究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

(三)技术研发投入方面

明确具体的资金保障是国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政策的一大亮点。

英国重视与高校等研究机构的合作,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政府积极扶持科研机构参与智慧社会建设等相关技术的研发。在2017年的数字英国战略中,为保证英国科技的前沿领先地位,到2020年,英国将增加47亿英镑的投资用于研发资金,这是自1979年以来政府在公共研发投资上最大的一次。

日本在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采取唤起民间投资动力,构建人才、知识、资金的良性循环体系。为充分调动企业科研投资的积极性,打破人才、知识和资金之间的壁垒,促进投资以推动创新。

根据知名市场调查机构Govini公司发表的分析报告,美国2017年在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高达74亿美元,比2012年增加了32%。

(四)各国技术支撑的比较

在促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中,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推进模式和机制、人才培养和资金支持方面的主要特点如下:一是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影响,提出了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和未来突破口。二是大力推进政府与企业和学界的合作,鼓励产学研融合发展,联合推进技术的研发、投资与应用。三是各国普遍存在人工智能人才和专家的供给缺口,努力通过推动高校改革或出台配套措施促进AI人才培养,以解决人才需求问题。

四、推动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理念引导下的公私合作模式:以英国和日本为例

公私合作模式是指在政府引导下,引入市场和社会组织等非政府主体参与智慧社会的建设,政府将前瞻性的理念融入顶层设计中,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资金扶持等方面的基础保障作用,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非政府主体在促进经济、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和智慧化的主体作用,实现合作共赢。公私合作模式最早起源于英国,后来被世界很多国家应用到各个领域,公私合作模式在战略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在推进数字英国和日本推进超智能社会中采取理念引导下的公私合作模式。

从2009年开始,英国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核心发展理念,重点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能力、数字经济法律规制为主要内容。2011-2016年,英国在开放政府、数字化政府、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领域相继颁布了系统的政策,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智慧民生全面发展,该阶段重视政府数据开放、强调数字化发展与规制并重,关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管理服务中的运用,积极探索政府、经济和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自2017年至今,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4.0的推进,英国在面临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提出推进社会转型,重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应用,精准化满足公众的高质量需求。

英国为鼓励更多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数字政府战略的落地中,提出了改进招标过程措施,降低企业的进入门槛,吸引供应商不断加入到数字市场。在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的研发过程中,高校与研究机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快了技术成果试验与转化的进程。在强化公众的数字素养方面,微软、谷歌、亚马逊、劳埃德银行、思科、苹果以及三星等公司和机构都合作参与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

日本提出“超智能社会”构想,意图通过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技术融合,最大限度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精准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产生新价值,推出新服务,实现一个更富裕、更有活力的社会。面临经济长期低迷问题,为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超智能社会建设,日本高度重视公私合作关系,通过采纳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科技发展,在各个领域采用公私合作的融资模式。例如唤起民间投资动力,构建人才、知识、资金的良性循环体系。为促进投资以推动创新,充分调动企业科研投资的积极性,通过吸引民间科研经费,加大企业对大学研究经费的投入比例,确保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既有基本保障型科研经费,又有社会公募型科研经费。

(二)技术先导下的以点带面模式:以美国为例

技术先导模式是指政府通过鼓励先进科技的发展,采取与优秀科技机构的合作,创新性地采用信息技术,从而促进社会智慧化的发展。智慧城市作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城市治理新范式,其应用的数据生成、处理与实施都离不开相应技术的支持,只有不断将技术水平提高,才能更好地推进智慧城市发展。[13]美国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推进,扶持重要领域的大数据技术研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智慧化建设。以硅谷地区为例,其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充分吸收和学习当地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以高科技公司、产业的各种需求为导向,不断改善基础设施,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配套环境[14]。美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之所以推行技术先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发实力,如依托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科技巨头,抢占全球人工智能制高点,技术先导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基于市场主导的模式。因此,通过联邦政府确立先进信息技术的科研计划,同时大力支持智慧城市与私营公司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并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相应的资金保障,发挥市场的活力,从而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政府主导下的整体推进模式:以新加坡为例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在“智慧国家”的战略规划与操作实施上,属于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与公众属于合作者和参与者,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展相关工作。新加坡注重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建立全面系统的“智慧国家”建设体系。新加坡政府在启动“智慧国”建设计划伊始,就实施了建设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息通信产业,开发精通信息通信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实现关键经济领域、政府和社会的转型这四大战略。为了支撑“智慧国”建设愿景,2017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数字经济框架》《数字政府蓝图》和《数字准备蓝图》三项政策,从企业、政府和公民三大建设主体入手更加全面系统地推进智慧国家建设。总体而言,新加坡智慧国家以服务公民需求为重点,实行以政府为推动主体,与企业和公民深度合作,涉及智慧经济、智慧民生、智慧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智慧国家建设路径。

(四)各国推进模式的比较

各国智慧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相似性,但受各国的体制机制、技术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的高度影响,各国的推进模式各有差异,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角色不同,发力点各有侧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诞生地,也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源地,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在推进数字英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力量。

日本作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学习西方的最成功的后发国家,在20世纪90代开始引入公私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日本提出超智能社会建设的理念,在社会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低迷的背景下,日本在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以及加快新技术在医疗健康、新型能源、金融科技等社会各行各业的应用中,积极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作用。

美国作为典型的创新型科技强国,在创新领域有着巨大的优势,美国智慧城市建设偏向技术先导的模式,以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同时通过将顶尖企业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力量,最终形成政府同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协同投资建设的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奉行威权主义,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同时,新加坡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方面一直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全方位推进智慧国家建设的条件,政府主导模式成为最理想的选择。

五、经验与启示

由于各国国家体制、技术基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各国的战略侧重点存在差异。研究发现,虽然各国的建设方案不尽相同,但总体来看,国外推进社会智慧化建设实践呈现如下特征:一是颁布战略规划进行整体布局。为抢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增强国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国际领先地位,无论是数字英国战略、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新加坡智慧国建设还是美国智慧城市建设,均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和智慧民生等提升为国家战略予以重视。二是注重构建配套政策,包括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技术研发、资金投入、数据开放共享和多元参与等,为本国智慧社会建设构筑良好的生态环境。

对中国而言,虽然有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等发展基础,但智慧社会的内涵更深、范围更宽、站位更高,更加追求融合发展,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心”。为加快推进我国智慧社会建设,根据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谋划建设智慧社会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尤为必要。具体而言,要着重重视以下方面:

第一,明晰智慧社会建设理念,出台建设智慧社会的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针对我国当前智慧社会建设尚未形成整体战略规划,亟待形成合理的智慧社会建设路径,可以借鉴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理念引导模式。在阐明建设智慧社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由国务院发布智慧社会建设的整体战略与规划,推广建设智慧社会的理念,规划重点领域的建设计划,布局关键技术研发方向,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人才培养,加强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扶持,做好体制机制、资金和法规等方面的保障等,切实将建设智慧社会提升为国家行动。

第二,强化人才培养,提升数字素养,增强智慧社会建设的软实力。英国从数据人才培养入手,提升国家数据能力。无论是数字政府战略、数字化经济战略,还是智慧城市的推进,上述行动计划中都涉及提升政府、企业和公民的数据技能。日本“超智能社会”提出后,日本政府对大学管理体制和科研经费进行了系列改革,即在政府资助下形成以企业形式运作、官产学研相结合、公益性地开展应用研究的大学运营方式,并激励大学积极争取民间科学研究资金。同时,为解决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日本大学加速发展IT及理工科教育,同时强化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相关学科人才培养。[5,15,16]为了适应企业数字化的要求,新加坡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提升公民数字工作能力的政策,如“加快培训专才计划”(Tech Skills Accelerator,简称Te SA)通过模块化和可认证的技能课程帮助企业职员提高技能,并且提供职业咨询和数字化领导力技能培训。目前,我国高校陆续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建立人工智能学科体系,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但人才需求缺口仍然较大,此外,建设中国智慧社会,并非局限于技术领域的发展,还需要结合公共管理、城市管理、经济管理等多元化的人才体系建设,同时提高全社会的数字素养。

第三,重视发挥高校等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英国政府积极扶持科研机构参与相关技术的研发,在2017年的数字英国战略中,为保证英国科技的前沿领先地位,英国政府将大幅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其幅度创近四十年来公共研发投资的纪录。为建设“超智能社会”,最大限度地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的研发投资总额将达到GDP总量的4%以上,政府研发投资总额将达到26万亿日元(约合2288亿美元)。而我国目前虽然科研投入逐年上涨,据《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增速高达12.3%,且总经费投入超1.76万亿元(约合2534亿美元),但科研强度仅达2.13%,与创新型国家(2.5%以上)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加大对智慧社会领域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研究投入,同时调动企业投资科研的积极性,并引导企业在建设智慧社会相关产业的投入。

第四,注重跨界整合,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保障智慧社会推进。英国在推进数字化政府、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注重发挥第三方的力量,合作协调推进。例如,为强化公众的数字素养,微软、谷歌和亚马逊等机构均参与提供了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的方案。新加坡强调智慧国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因此公民和企业的参与是智慧国建设的关键。在《数字政府蓝图》提出的战略中特别强调了围绕公民和企业需求整合政府服务,政府与公民和企业促进技术的采用。《数字经济框架》也特别强调要使社区和企业共同推动数字技术的采用。建设智慧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众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在发挥政府引领作用的同时,应重视发挥企业的市场化主体作用,激发多主体参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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