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展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治理机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现代的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于农村的概念，必须针对城市区域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建立不同空间尺度、不同运作形式的城市治理体制，多维度、多角度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形成多元化的城市管制机制与模式，促进城市空间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3.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的网格化智慧城市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促进城市管理实现网格化精细化的聚焦和综合管理效能的提升

发展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对城市的经济转型、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建立数字化的城市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未来城市管理数字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从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GBCP模式)向智慧化城市管理模式升级。将网格化作为基础，智慧城市管理体系是基于物联网、传感、感知世界，基于互联网、网络，将信息传递到各个部门当中，对数字城市的信息进行展现，向各个应用部门反馈这些信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将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进行模式分析，获取可视化的位置信息，为智慧城市管理体系提供基础数据。应用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有助于实现管理的有序及社会的和谐，能够大大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网格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实现了城市管理的流程再造，使城市管理由过去的粗放、被动、分散向高效、敏捷、系统转变，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做出有益探索。

智慧城市管理体系需要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计算、管理，它是一个政府城市运作、管理和服务的平台，提高政府的信息利用水平和政策制定水平，促进城市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

3.3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制度、运行模式、管理方法、执法机制的创新，促进城市管理中政府和城市各主体之间管理关系的以人为本

城市管理的价值取向应当该是让公众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管理模式的导向就应该是公众满意。坚持“以人为本”为宗旨，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要求。面对现阶段城市管理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制度出发，从运行模式、管理方法、执法机制等多方面出发，要转变意识，健全法制，明确划分部门职能，深化体制改革，实现从传统城市管理向多元化的城市治理转变。

推进我国城市“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把效率、效益、效能作为改革的主导目标。强调建造一个提供优质服务并以顾客满意为导向的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体现出的高效导向推动了城市管理的市场化进程，向城市经营引导。城市经营是指城市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加以优化整合，促进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经济社会效益。与城市经营模式相匹配，在城市管理制度上我国学者也在对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展开研究。与此同时，“城市经营”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管理研究探索的主要模式之一，其发展也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运行及管理效率。

3.4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方法学与公众满意程度评测的研究

城市管理工作已经深入城市生活各大领域，城市管理的绩效评价能否客观公正,将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工作的绩效水平直接影响城市管理的能力与效率，应当以公众社会满意为导向，构建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与其方法学，并将公众满意程度作为评价的核心方面，使得城市管理工作向坚持以人为本的方向，模糊层次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模糊综合评价等均可以应用到城市管理绩效的考评研究中。

3.5借鉴国外城市先进应急管理和反恐经验建立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城市安全和城市风险管理逐渐成为影响城市自组织体系代谢平衡的关键点。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政府和公众才逐渐认识到城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对于城市的冲击影响。此后发生的2003年SARS、2009年H1N1和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区域性灰霾等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美加大规模停电、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和2013年中国青岛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线输油管道破裂事故为代表的公共基础设施事件;2013年美国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约60座城市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外罢工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事件等，均表明城市安全和城市风险管理必须成为城市管理学研究的重点。借鉴国外城市先进的应急管理经验，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的城市应急和反恐能力得到质的提高，高密度住区和地质灾害中城市的应急对策。由于城市在人口、重要阶层和重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高度集聚性，成为城市恐怖主义的攻击重点，研究和部署城市反恐安全防范成为主动防御的主要路径。与此同时，通过国际间大城市现状应急管理体制的比较和基于国情的国内城市的比较，强化公众参与机制的引入，形成我国不同层次城市的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学，构建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3.6以“公众参与”为方式的主体多元化管理

主体多元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城市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影响公共决策，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强调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要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制与公众组织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构建一种全民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

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参与式城市治理提出了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在不同领域里相互合作和互动的关系。参与式城市治理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城市管理事务的有效解决，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全过程参与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合作，为社会相关利益群体表达意志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平台，有利于充分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增强社会对城市的认同感，能够为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四、智慧技术聚焦城市社会学实现公民社会

作为城市科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以人类聚居都市这一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以及城市规模、社会结构、社区组织、城市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和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结合。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 Park)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于1916年出版的《城市：对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之考察的建议》，以及1925-1926年他和伯吉斯-麦肯齐(P. Macerge)合编的《都市》和《都市社会》等著作，奠定了西方城市社会学的基础。1982年由美国威奇塔大学的约翰·W·巴杜(John·W·Bardo)和约翰·J·哈特曼(John·J·Hartman)合写的《城市社会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城市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中心商务区(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城市社会学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Burgess于1923年提出。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家在众多的理论中选择了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为指导，以“社区研究”方法实践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目标。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是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代表著作。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广州市的城市社会问题首先得到系统的研究(颂扬1982)，中外城市社会学界学术交流增多，于光远同志在上海市社会学学会1981年年会上，呼吁我国要开展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他指出“城市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它对整个国家，至少对整个地区是一个中心，它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光搞城市建设不够，还有社会问题。你到郊区去，第一个问题不是生活不便而是教育水平不高，没有好的学校，总之搞城市计划光搞建设不考虑社会问题不”。1983年，上海市社会学会成立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组，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

李强等人结合对北京城市生活的调查，从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不断探索总结。以为我国城市社会学领域较为有影响的七个理论流派：(1)传统城市生态学派：重于“生态”，将城市社会视为一个生命网;(2)社会文化生态学派：突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3)新正统生态派：更突出生态因素，文化现象并不在人类生态领域之外;(4)城市规划界的生态城市思想：城市与自然相平衡;(5)城市社会活动形式理论：对比城市和农村在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异;(6)城市政治经济学派：强调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城市的重要影响和作用;(7)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模型。

我国城市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1)揭示城市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为制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2)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探索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3)研究解决各种具体的城市社会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建议，以供城市决策部门参考。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城市的社会历史，包括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的社会职能，城市发展的社会规律等;(2)城市的社会结构，包括城市的区位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等;(3)城市的社会功能，包括城市的政治功能、生产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生活功能等;(4)城市的社会问题，包括城市的住宅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犯罪问题;(5)城市的社会管理，包括制定科学的发展计划以及各方面的合理制度等。

根据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面向2049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城市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五大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以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社会的稳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