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部分使用监控摄像头的场所和单位里，工作人员对这部分信息的保护可能并不是很重视，这也导致部分视频资料有泄露的危险。庄卓说，对于饱受争议的“禁止擅传监控视频”法规，他本人整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很显然，这是出于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简而言之，在公共场所设置监控摄像头的问题上，庄卓认为，这是必需品，但管理者须保护好资料，遇到突发情况时，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手段调取，保证其他人的隐私不受侵犯。但如果是私人设置的摄像头，应保障不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如果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来观察保姆甚至是妻子的一言一行，这显然不合适。”

　　庄卓强调，相关部门除了要对常规监控设备监管外，还应加大对一些“特殊”监控设备的管理。“比如那种隐形摄像头，就很有侵犯他人隐私的可能，甚至可能被人用来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上海高院法官事件中，“爆料人”通过“特殊”手段获取视频资料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侵犯了他人隐私。对此，庄卓认为，这一事件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行为有违法乱纪的成分，这就不应受隐私权保护。”

　　不过，庄卓也强调，这件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偷拍、截取视频等方式不应成为反腐的主要渠道。“阳光法案、财产公开……反腐的渠道有很多，上海法官事件不应成为公民反腐的范例。”

　　两者的平衡须制度规范

　　随着监控摄像头的不断渗透，民众对于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心也在加剧。记者在街头走访发现，虽然市民认同监控摄像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但部分摄像头的存在，也让他们感觉不舒服，毕竟走到哪里，总感觉背后有只眼在盯着自己，也许不知何时，自己的隐私就已经被记录下来。

　　“只要管理得当，在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问题上，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对庄卓的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但他还指出，虽说很多城市都对监控摄像头有相应的规范，但部分人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摄像头随意安装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可能已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还有些人是明知故犯，随意传播监控他人隐私信息。“所以，从制度层面加强对相关资料的保护，就显得极为重要。”

　　邱建新认为，首先要明确谁有权设置监控系统，一旦设置后，设备的管理、资料的保护、应具备怎样的规范，都须有制度作出规范。“一旦须保密的资料外泄，管理者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这也须明确。”对于制度层面的设置，除了国家要出台相关规定外，各地也可根据情况作出更为具体的补充。

　　在谈及上海高院法官事件时，邱建新认为，法律还可进一步明确对“隐私”的界定。“比如公众人物、公务员的隐私，和普通公民的肯定不同。”公务员的财产、活动等相关信息不能以“隐私”为由而成为秘密，否则，“隐私”就会成为公众对公务员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