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千龙智库舆情系统监测数据显示，自2020年9月1日至12月21日为止，涉及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的现象、问题以及存在的隐患、风险等相关内容，共计53.2万条，覆盖全国244个城市。

　　整体来看，传播热度位居前10的省份大致均为东部沿海城市及长江流域。而这些省份的舆情传播，除广东深圳外，其他省份均是该省的省会城市的舆情传播度最高，反映出当前对该技术滥用情况的关注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关联性。

　　在这近4个月的数据监测中，“‘杭州野生动物园人脸识别’一审公开审判”、“广西南宁业主刷脸房子被过户”、“戴头盔到售楼处看房”、“94岁老人被抱起做人脸识别”、“东莞取厕纸要人脸识别”等事件成为舆论场中最为关注的事件。

　　综合以上舆情热点事件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人脸识别被滥用现象在舆情上呈现出以下四个焦点。

　　焦点一：人脸识别滥用导致财产损失最受公众关注

　　因为人脸识别技术的非接触性、隐蔽性等特征，导致其存在被人为利用以设计新型的骗局或进行谋利，从而导致公民财产损失的隐患。这类内容在舆情中的传播热度最高，覆盖一二三四线及以下等不同类型的城市。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已经逐步广泛应用于公众的日常生活、工作等场景，尤其是金融、政务领域的应用更是普遍。但恰恰是在这些应用场景中，涉及公众的财富，包括钱财、不动产等形式。一旦出现技术使用不规范，或运作环节中存在漏洞，将极容易为不法分子所利用。

　　在“广西南宁业主刷脸房子被过户”案例中，业主一个刷脸加其他简易签字流程，就导致房子被过户，暴露出人脸识别在一些地方的使用流程上存在严重漏洞。在“戴头盔去看房”事件中，暴露出相关售楼人员利用人脸识别实现大数据“杀熟”目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在黑灰产市场中却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在相关舆情监测新闻中，包括“2元能买上千张人脸照片”也成为热点新闻，反映出该领域目前较为混乱的现状。

　　焦点二：不分场合使用、强制使用人脸识别的问题突出

　　随着使用门槛技术上的降低，人脸识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各种场景中，公众关注的另一焦点在于人脸识别不分场合，无差别地进行使用，甚至是强制使用。这一点最为公众厌恶。

　　在此监测期内，以“东莞公共厕所取纸要刷脸”，及“94岁老人被抱起刷脸”最为典型。

　　其实，取厕纸要刷脸并不新鲜。早在2017年，北京天坛公园就出现过这类问题。但显然，该事件在媒体报道后，各地并未因此谨慎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是继续视为管理上的“黑科技”随意使用。

　　在管理方眼中，或许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达到避免公共资源被浪费的目的，但在公众眼中则是个人隐私信息存在被轻易采集、泄露的风险。

　　而在“94岁老人被抱起刷脸”案例中，老人为了激活社保卡，不得不通过如此不方便的方式来办理，这显然有悖于常理。这类现象或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分强调技术的效率性，却欠缺人文关怀。技术的革新重点在于提升社会和公众的福祉，而非让公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更多的尴尬与更高的使用门槛。

　　焦点三：隐私与数据安全成公众关注的敏感问题

　　在以上这些舆情焦点新闻的背后，每次都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安全和数据泄露的关注与质疑。

　　“杭州野生动物园人脸识别案”一审公开审判、《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发布等事件，成为这段时间内推高公众对相关内容的舆情关注度。

　　虽然目前从舆情上看，公众对此类话题关注度极高，每次相关事件出现都引出相关的讨论，但现实中，此类现象却并无改观。

　　这首先与人脸识别技术的无接触、隐蔽性等特征有关，其次在于商业应用价值高，一些机构或企业因逐利而不加分别地使用，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数据风险更多集中于存储环节，这些采集人脸信息的企业或机构究竟是如何存储、维护、处理数据，公众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

　　焦点四：建立有效规制体系之前，立法强制禁止或成未来趋势

　　目前来看，由于人脸识别应用五花八门，也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在不断有人脸识别被滥用案例曝光后，天津成为全国首个公开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的城市。

　　2020年12月1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条例》规定，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和病史、生物识别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这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等都将被禁止采集人脸、指纹、声音等生物识别信息。

　　在国外，包括美国、欧洲等多个国家或城市，均已出台或计划出台相关禁令，避免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而侵害公众利益。

　　从天津市成为我国首个公开禁止采集人脸信息开始，未来这一趋势或有可能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