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为政府工作出实效保驾护航

截至2019年2月，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93%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700多个城市（含县级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同期全球提出创建智慧城市总量的70%，中国用四年时间，从学习了解国外做法到一跃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国、世界智慧城市创新的主试验场和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产能市场。

2018年，狭义智慧城市项目总投资约3100亿元（以277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为统计口径），年均投资增速稳定在24%以上，在城市大脑、5G和公共服务改革等激励下，去年增幅接近31%，较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总体乐观。“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2。3-4。1万亿元。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多处提及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内容建设、互联网+教育、互联网+督查、智能+、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如何更好地引导智慧城市行业积极主动服务政府工作，为此专访了我国智慧城市领域知名专家徐振强博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中心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

回顾智慧城市十年历程，唯有高质量才有存在必要

2012年以来，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全面启动，有效激发了地方各级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实施智慧城市策略的主动性，基于信息和通信，将解决信息烟囱与孤岛、应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信息惠民、发展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等，作为推进智慧城市的主要依据，并形成了平台、云、网和中心等标志性配置。所有国家部委都结合自身职能积极开展智慧领域的规划、实施。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贵阳、银川和唐山等地的成效和经验得到美国、新加坡、日本、欧盟、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以乌镇为代表的智慧小镇推动智慧向城镇全面丰富。

与此同时，在全国31省份机构改革方案中，贵州、重庆、福建、广东、吉林、广西等8省份方案均明确提出组建专门机构，19个省市成立大数据局，负责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管理、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工作，智慧城市步伐加快。高校或校企联合方式，设置的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总数超过40个。当前，智慧城市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主要来源于有效的政府决策力度和总集成单位的整合能力。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明确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实中，存在行业发奖过多过泛的不良现象，需要凝练有品质，含金量高和行业内部认可的口碑型高质量实践，并将高质量实践转为化有营养可借鉴的案例，兼顾城市规模、形态、行政层级、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应用场景的多样化等。

革新ICT城市大脑思维，主动服务稳增长核心指标

在“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行业应抓紧从让政府“消费”智慧城市，转变为为政府经济造血，进而促进就业。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是推动信息化社会、智慧城市和数据经济的关键性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壮大数字经济”。当前的数字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粗放性，智慧城市建设应催生出智慧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优质形态。即，信息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三基”融合改造和建设，构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整合资源和公共品，降低城市运营成本。打造智慧城市创新平台群，扶持智慧经济与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高度融合，快速将“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等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衔接和跨界创新。

通过发展智慧经济，促进地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标准化建设智慧城市产业园，多元化设计园区智慧产业和生态圈建设。通过有效的行政引导激励跨界创新，催生新的现代服务业、创新传统产业服务链。智慧城市创建要紧密对接城镇化，智慧城市是兼顾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体，是服务目标与解决问题的协同体。因此，围绕“五化”总体布局，构建安全体系，并在智慧城市、大数据建设中，将信息安全放在基础性地位是确保所有创新扎实、有效的首位要务。

加速智慧城市八维体系建设，主动成为科创新动能引擎

当前，行业有从系统论的角度剖析智慧城市，但尚未形成全面完整的脉络链条，制约行业应用创新与实施。纵观我国智慧城市实践，并从促进智慧城市事业化的视角出发，存在理论支撑、体制保障、机制创新、技术应用跨界、顶层设计与规划革新、政策法规培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投融资等八大关键问题。

智慧城市，作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目前缺乏多学科的集成创新支撑，尚未构建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学科方向，智慧城市事业化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并且可能释放出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的效能。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城市自我纠错和不断自主完 善的持续性状态。广义上讲，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 案和实施是科学、高效、公平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讲，一个能够实现空间和时间 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够自我感知、进行学习，并解决感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从顶层设计出发，智慧城市必须是融合了“五化”的智慧创新复合体，从理论基础、技术研发到创新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不是单项技术、管理和政策创新，而是系统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集成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在行业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统筹和集成等特征。因此，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制，在跨界创新思维的启示下，应当具备：懂城市（规律）、懂政府（职能）、懂信息化（技术）、懂产业经济（动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创新（促进有效落地和长效运营）。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 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雄安新区等，探索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

扭转批量粗放复制做法，多维度定制化创新促消费

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应用深度上努力，并被赋予承担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壮大新动能的新机遇，因此，应强化智慧城市综合创新体系的“+”思维。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城市开发与运营模式的创新，当前时期，促进营商环境改善、保障新经济多快好省落地、数据驱动强化数字经济内涵建设和提升基于产业集群的智慧招商体系升级，是智慧城市参与城市经营、治理水平、促进就业的快速通道。

智慧城市高质量建设，应聚焦四个维度的创新：（1）以全面智能化为特征的综合集成；（2）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治理创新；（3）以信息惠民为特征的普惠公共服务；（4）以信息基础设施应用和产业培育为特征的大数据服务。智慧城市从业者要有职业感，增强荣誉感，促进商业模式研究，改良顶层设计架构。以智慧城市五位一体模式论，重点关注政策驱动的CIM（城市信息模型）、城市管理平台和都市圈产生的新且优质的实践机会，以园区和模块化建设为突破口，基于大数据反演智慧城市机理，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从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中考虑协同创新，明确城市关键的主体、要素和指标，以此来维持自我纠错、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包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

智慧城市内涵中的大数据，承载着城市代谢的多元要素，在鼓励面向社会资本大数据应用的同时，政府应着力从宏观经济动能和健康可持续等公共利益出发，推进大数据应用关键性公共价值的实现，进而系统化当前的商业模式实践。当前智慧城市商业模式主要包括政府付费、产业园区概念导入、公司合营、片区开发、衍生经济、概念迭代、资本运作、产业营造、价值资产/经营权置换等九种。

以政府付费作为主要商业模式的关键性原因：（1）案例。缺乏较为成功的城区级技术应用；（2）规划。顶层设计规划实施缺乏多学科支撑；（3）体制。自身建章立制意识薄弱和推进迟缓；（4）基础。头部理论和方法论沉淀匮乏；（5）科技。现实背景下应用导向弱。直接导致以实施方案为中心，上升为当地智慧城市规划与顶层设计，直至当地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形成强方案和弱模式的局面。必须改进该局面，增强理论建构，才可能导出强模式，再次是强规划和强方案。从经济地理的视角出发，充分认识到智慧城市的复杂科学特点，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基于自上至下和自下至上双技术路线，智慧城市理论应当是基于产城融合的空间生态自组织与协同经济，从实施来设计，应按照“五位一体”的模式论予以考虑，即，“顶层设计+创新中心+智慧城（产业集群、宜居空间协同）+智慧招商+PPP”，支撑各地开展适应性规划实施，强化产城融合，探索跨学科创新的信息化应用方式。

要坚持打造具有国际复制力的中国新模式，带动全行业智能产业的孵育和转化。将数字经济驱动锁定关键领域探索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创新，通过先导创新引领促进城市智慧化在科技－人才－法制等方面系统性领先，通过基于数据沉淀和有效运营的集成应用，来释放共性平台和信息技术设施的效能，努力构建起“数字中国”的抓手。在吸纳软硬件设施成功集成与应用典型案例（如广东深圳、山东淄博高青、河北唐山等）的同时，注重挖掘在产业营造、园区开发和PPP投融资机制等相对小众化但启发性极强的代表性案例（如湖北武汉创智园3。0、麻城农业谷；山东滨州阳信、湖南湘潭等），更好地服务于全国超过3000个的智慧城市在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