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计划到2020年，新区将全面建成基础设施智能化、政府治理智慧化、民生服务普惠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两化融合纵深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功能区发展智慧化“七化”协调发展的“智慧滨海”升级版，为全面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加快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宜居生态新城区，率先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日前，由CIO时代学院与光明网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电子政务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隆重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创新驱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论坛主题，探讨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智慧城市安全防护体系建设等思路与实践。本期理论版特摘编部分专家发言，为新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 杨学山：

　　创新驱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近几年时间内，中国智慧城市的扩张速度、取得的效果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这个过程中，智慧城市的发展无论是管理的体制、运行的机制还是技术的实现方式都是在创新中完成的。没有创新，推动智慧城市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创新驱动是伴随着智慧城市一路走来的主题。当前，智慧城市发展还需要继续创新驱动，但创新的一些方向、着力点和关键问题是需要认真总结和调整的。

　　第一，智慧城市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需要调整。在很多城市，智慧城市最少的有七八个到十个，多的朝着一二十个方向往前推进。这样的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城市的管理、服务和发展中，通过新信息技术的结合可以起到很多作用，但如何使这样的“智慧”在医疗、教育、服务、交通等领域发挥作用，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在智慧城市推动时，要先把问题汇总，然后再讲智慧城市的思路、技术、平台，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起到什么作用。智慧城市的创新，首先是思维创新、业务创新，然后才是其他创新。

　　第二，从技术角度看问题是什么。“智慧”主要体现在我们掌握的数据更充分、更详细、更加动态化。过去，无论是医疗、教育、城市管理，还是交通，都是数据随着业务流在走，但智慧城市增加了新的东西，主要是感知、物联。所有智慧的智能都是和感知、物联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它智慧的起点就不存在。感知物联后还需有很好的传输能力、计算能力。我们对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城市的管理，能否充分感知?目前，发展最快的是共享单车，它是基于感知能力的。但对于一个城市的交通体系而言，人流、物流放在一起后，我们的感知能力是否真正具备?如今感知能力不足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对很多事情的感知能力问题是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的，传感技术本身需要创新。在这个方向上空间是很大的，95%以上的传感技术创新是中低技术水平，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二是要将感知和业务系统紧密连接。核心问题是把计算和感知的语义性、对象事物处理的语义性连接成一条完整的有机链环，这还需要有新的处理方式，包括数据的处理方式和能力，而这个方式和能力是要和解决事情的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抽象的讲技术。不要把一些概念和要做的事情套在一起，虽然也叫创新，但它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必须要从内部来解决。

　　第三，互联互通是不够的，还需要再向前迈一步。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互联互通使信息能与政府职责连接起来，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智慧城市，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在智慧城市的十几到二十个要推进的业务中，大约三分之二是超越政府内部部门职责的，通常是和外部的人、企业连接在一起的。智慧城市的业务特征已经超越了电子政务，实际上，这个流程是需要重新构建的，把政府部门的各自业务部门连接起来，把水务、城管、养老等业务变成一个完整的业务流程，在不同机构的业务体系下，甚至是遍布全社会的状态下，我们要构建它的流程。不仅要构建流程，还要把数据链从头到尾表示出来。从头到尾，从数据的来源、处理到保证各方面的利益，把这个过程想清楚，互联互通是不够的。互联互通后，还需要把数据按照事物需求的质量、数量、时间、精细度、格式化一致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它。这就需要作重大的创新，其实创新技术难度不大，但需要真正的前瞻性和高度，否则就是没有基础的创新。

　　智慧城市的创新，一定要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方面，重点是要把其他创新结合起来，共同创新。同时，在建设智慧城市时，要在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中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也是创新。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孟庆国：

　　基于智慧城市的三种社会管理创新范式

　　供给式管理范式，更多的是政府部门主导的服务，而用户处于被动的角色;合作型的管理和服务范式，侧重于通过第三方平台所倡导的一种合作所实现的方式;社会化管理范式，更强调社会化的方式，需要政府开放，需要社会的动员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当然，我们在逐渐通过这些手段来改变智慧城市、改善社会管理的时候，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第一种，供给式管理范式。这种范式下，政府作为主管部门、社会作为管理对象，搭建了很多平台、采取了很多手段，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对社会对象进行有效管理。这种模式更多的是政府自己搭建平台，比如搭建政府网站、办事大厅、网络化平台、热线电话、APP等，或是政府信息化部门、智慧城市管理部门来做。这个平台上所运营的内容，即所谓管理业务、服务内容也可能是政府部门，可能是政府业务部门，那么业务部门能否有效地将这些业务整合到平台上直接决定着服务的效果。

　　第二种，合作型的管理和服务范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合作型的管理和服务范式越来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就像在支付宝、微信平台，这些平台企业、互联网公司纷纷与城市政府合作，最具代表的如阿里巴巴与杭州市政府全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腾讯与上海市政府、深圳市政府都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所带来的结果是使政府服务转移到这些平台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基于这种方式，所使用的平台越来越依托于第三方企业化的平台或用户黏性比较强的平台，这些平台的用户体验非常好，用户数量很大，将很多管理和服务嫁接在这种平台上不仅能让大家获得更有黏性的服务，用户体验更好，同时也会使管理和服务变得更精准、更有效。这种模式被称为“企业搭台政府唱戏”，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范式。而且就这种范式而言，随着未来技术的演进和改革可能会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甚至会越来越多。其与第一种政府平台相比，更强调管理主体或服务各方之间的互动参与方式，是一种平等的、更有效的、实现参与权利的方式。

　　第三种，社会化管理范式。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和感知手段的发达，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而且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中，更加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协调、公众的参与。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为处理现场垃圾，伦敦方面搭建了一个类似微博的平台，让大家看到垃圾随手拍一下，发到指挥中心，然后集中处理，快捷地解决垃圾问题。这类平台是企业化的或社会化的，服务内容可能在很多领域，可能不需要政府业务部门去参与，或者说政府部门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搭建一种社会动员的机制参与服务与管理的提供，因此这类平台的管理主题、服务主题是多元化、社会化的。而未来我们面对的社会主题可能不单单是自然人、企业，可能还有很多智能体、机器人，这就需要政府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使用这类平台。

　　总体来看，第一种社会管理范式，更多的是基于传统政府的运作模式所搭建的借助智慧城市的很多手段和平台所实现的管理和服务，这种服务是政府部门主导的，用户处于被动的角色，政府扮演的是主导、独占的角色。第二种是合作型的，侧重于通过第三方平台所倡导的一种合作所实现的方式。第三种更强调社会化的方式，需要政府开放，需要社会的动员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当然，我们在逐渐通过这些手段来改变智慧城市、改善社会管理的时候，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创新，同时还要伴随着管理创新等等。如果其他创新不能及时跟进，可能会使技术创新面临非常大的阻碍。

　　北达软咨询合伙人 刘洪生：

　　新型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

　　从智慧城市发展历程来看，新型智慧城市是在不断总结以往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滚动建设的，是一个升级迭代的版本。政府要让智慧城市建设不忘初心，回归本源;让智慧城市能够提升政府服务能力，产生社会效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怎样做好新型智慧城市的顶层规划设计?第一，要领导重视顶层规划设计工作。顶层设计并非简单地按行业、按项目拼凑，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到城市病、小到某个领域的具体问题，都需要严谨的调研、科学的规划设计。做好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可以参考一些成熟的方法论，比如美国国防部框架、美国联邦框架、开放组体系结构框架等，结合国内类似城市的经验，利用场景分析法、发展路线图法、层次分析法、专家研讨法、态势分析法等进行规划设计。设计中要以数据为抓手、以问题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构筑可落地的方案。

　　第二，要千方百计地引导企业投资。政府的定位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技术、人员，没有运营服务能力，这就需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完善智慧城市建设，国家也制定了相应政策，鼓励创新PPP模式让企业参与投资，解决一直依靠政府投资，投资效益低下和难以长期运营的问题，让智慧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引导企业投资并不等于一切都满足企业要求，要做好企业的定位，在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阶段要减少利益攸关企业的参与，避免新瓶装旧酒，重走投标卖产品的老路。应让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独立咨询机构对智慧城市进行规划设计，聘请独立专家进行效能评审，使规划设计方案符合地区特点，能够落地执行，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要加强大区域统筹与规划协调。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很多地方是先开展地区试点，然后逐步推广。新型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不能画地为牢，要根据地区情况注意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服务、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的衔接问题，注意区位特点和地区间的资源转移与对接，根据城市特点具体分析，因城施策。同时还要考虑所谋划系统的复用和推广，做到一处建设多处使用，减少重复投资和浪费。

　　第四，创新思维与方法。新型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要跳出传统束缚，引进一些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比如“做加法”，互联网虽然说不是万能的，但是它和具体的行业、业务相结合的时候会解决很多老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政务服务就能让人民群众通过APP、手机办理政务业务，非常方便。现在流行的“两微一端”多入口实现网上办事、交流、咨询，都是方便群众、促进民生建设的举措。还有很多城市建了掌上移动OA，提升政府行政审批效率，让政府从源头上解决效能无人监督，难以提升问题。互联网+城市治理，借鉴互联网思维，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方针，让群众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即使没有庞大的网格员、巡查员、执法人员队伍也能很快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互联网+其他、+旅游、+商业等等，也都可以创造较好的模式，解决很多问题。

　　第五，充分利用新一代IT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让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系统具备更高效能，可根据性能要求平滑扩展避免推倒重来式的重复建设。例如，区块链技术也可以应用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区块链技术稍加改造将能成为下一代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核心技术，通过区块链维护共享数据的安全属性和访问权限，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不可伪造、透明追溯和隐私保护，实现提供者、所有者、使用者之间的数据可控共享。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数据交换激励，鼓励数据拥有者积极提供数据，帮助使用者按需获取想要的数据，促进数据流动，盘活数据使用价值。

　　深信服首席安全专家 曾志峰：

　　智慧城市安全防护体系研究与实践

　　对于智慧城市的安全建设，更多的是利益相关者最大的保证，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今后城市的发展，汽车、物联网设备、摄像头，甚至供水系统、电梯系统，以及对APP的控制，都可以进入到城市里面，随之，安全势必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安全问题而阻碍城市发展。

　　所谓智慧城市是什么?更多的是提供智能化的服务、应用的创新。应用的创新离不开新技术的发展，当然，新技术使用时也会带来很多潜在风险。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特别是虚拟化的应用，比如虚拟网络、虚拟数据管理等等。在有安全风险的时候，要不断提高智慧城市的安全保障水平。

　　对于智慧城市的安全建设，更多的是利益相关者最大的保证，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如新的技术、应用集成、数据整合，以及很多新应用，如共享方式、绿色低碳等方式，推动智慧城市发展。今后城市的发展，汽车、物联网设备、摄像头，甚至供水系统、电梯系统，以及对APP的控制，都可以进入到城市里面，随之，安全势必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比如随着移动应用的发展，工具的防护手段存在的风险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安全问题而阻碍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具有各个不同层次的安全风险，包括战略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等。战略风险主要是本身的一些规划、对风险的识别和责任的认定。特别是云计算发展以后，安全的责任、安全的边界有点模糊。管理风险和应用风险更多的是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智慧城市安全目标主要是保障智慧城市信息系统质量的安全，保障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可靠性，保障关键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最终实现智慧城市系统、安全、稳定地运行，提高社会、国家的管理水平和治理水平。从保护对象来讲，要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其中网络法的实施、关键设施的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最关心的保护对象。另外，对于智慧城市里面的数据资产，现在各种数据保护还有数据出境的保护都已经陆续颁布了，还有智慧城市的应用与服务以及融合共享的资源。这些是智慧城市在规划、方案设计当中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尤其是数据、应用和关键基础设施。

　　智慧城市建设能为省、市政府带来什么价值?首先是提高城市中长期规划的设计能力。智慧城市的建设能为城市规划设计提高水平，安全规划设计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很多保障。二是提高政府执政水平和管理水平，智慧城市建设的时候也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很多信息公司，如人才培养、业务水平，这些都是有保障的，风险管理水平也有提升。那么政府在智慧城市中应怎么定位，哪些事情政府要做?首先是战略保障，把安全、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工作。二是规划保障、政策保障，出台相关的政策保障需要长期进行。还有资金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产业保障等。

　　安全的实施方法，特别是在政府里面，很多租户、委办局、企业，怎么做到精细化的管理而不是统一的策略?这就需要有一些新的安全防护。比如说安全资源池就是把所有安全变成一个池子，实施分配、弹性和扩张，灵活部署，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不管哪个企业的都可以往里放，为每个租户都实时控制好。随着业务发展，设备可以随时、实时地弹性扩展。对每个租户进行灵活配置和业务编排。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外网边界安全，那怎么防护企业内部的安全?这也是需要大家重点防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