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蔓延,反恐已成为国际安全领域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尽管各方不断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力度,但由于反恐共识达成不易,部分地区持续动荡,恐怖组织进一步全球串联,相关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早已超出了本土性的范畴。同时,当前中国“走出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在海外的人员和资产开始更多地面临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各种安全风险,需要进行细致的评估。
为此,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反恐与海外安全国际研究中心于11月末召开了此次研讨会,就当前主要的反恐与海外安全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军队、武警、公安、高校、智库、媒体、安保行业、信息技术企业等约150人参加了会议,并围绕反恐与海外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所长李健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海外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信息、外交等各个方面,因此,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一家独揽。海外安全应以情报融合为中枢,各持其职、各尽其能,只有各机构联合起来,才能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
会议发言与交流分为两个部分,上半场为“周边及中东恐怖主义威胁态势评估”,各专家主要发言观点整理如下:
一、李明波:叙利亚战场的维吾尔圣战者与中国安全威胁
李明波主编介绍了在叙利亚战场上维吾尔族圣战者的状况。来自全世界大概100个国家,3—4万外国圣战者进入叙利亚,其中也有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圣战者。主要观点如下:
1、东南亚是其迁徙的主要路径,穿越6个国家抵达叙利亚。具体是从国内昆明到缅甸或越南进入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进入土耳其,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在其中起到重要的重要,为迁徙者提供官方的土耳其紧急旅行证件。
2、近期,“努斯拉阵线”已更名为“征服阵线”。在叙利亚的维吾尔族圣战者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部分属于“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与“征服阵线”合作,另一部分存在于“伊斯兰国”,两大阵营是竞争关系。两大阵营人数总共约有3000—5000人。两大阵营在叙利亚的活动、人数、战术等情况略。“征服阵线”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在巴基斯坦活动时主要接受了基地组织的庇护。TIP对基地组织长期效忠,其在“征服阵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在今年泄露的“伊斯兰国”人员档案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维吾尔圣战者有138人,排名国家第七,最后居住国为中国的有167人。且大部分属于低收入群体,教法知识较低。
3、昆明火车站、广州火车站、曼谷四面佛、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这四大案件全是维吾尔族圣战者在往叙利亚迁徙过程中发生的。李明波主编认为,2017年圣战迁徙的现象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因为“伊斯兰国”的战略面临着一个新的调整,其战场正由叙利亚转为西方腹地。并提出圣战者的迁徙具有双向性,必会引发回流问题,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
二、郑亮:“东突”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与意识形态困境
1、郑亮副教授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从创立到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叙利亚、东南亚国家的活动和情况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
2、早期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是民族主义性质,改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后,其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试图建立宗教教法的伊斯兰国家,民族属性退居第二。改名是由于想动员所有的突厥人,但试图建立东突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没有变。以及TIP意识形态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打着圣战的旗号,建立一个伊斯兰宗教国家,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对立矛盾的。
3、新疆分离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被大国利用作为棋子。但TIP的国际化对中国未来反恐的影响是直接的。因其在使用武器炸药方面接受的战术训练和实战经验,如果回流,都会给中国安全带来更大压力。
三、孙频捷:从四面佛爆炸事件看东南亚“东突”组织社会网络及对“一带一路”的安全影响
1、“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在东南亚的迁徙路线,其主要迁移路线有两条:第一条是传统路线,从中亚走,经过阿富汗、俄罗斯到达土耳其;在9.11后,尤其是当上合组织管控非常严格时,阿富汗的这条路线被阻断,他们就从昆明、广东、广西到老挝、柬埔寨、马来、达到土耳其。这些人出去之前并没有完全极端化,而是到了当地之后才极端化。极端化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土耳其,另一个是在俄罗斯或车臣地区的清真寺里接受极端化教育。
2、“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在东南亚的发展情况,东南亚国家由于边境管制较弱、那里有十分复杂的族群,为一些激进分子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维吾尔族圣战者也是利用了马来族到达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其在菲律宾南部寻找回流的渠道,并与缅甸的罗兴亚人存在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圣战者的偷渡路线是从云南边境出发,在老挝进行休整,然后或者到柬埔寨,主要是要到达泰国,因为在那里他们有窝点,并且在那里有可以为其办理土耳其证件的组织,泰国是绕不过的一个点,之后可抵达吉隆坡持有效证件直接飞土耳其。
土耳其境内敌对势力是TIP偷渡背后的主要推手,而其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境外的160万维吾尔族人。
3、孙频捷博士认为,东南亚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相结合,会对我国的东南亚投资构成一定的威胁。尤其在四面佛爆炸事件后,维吾尔族圣战者从泰国偷渡的路线已被封锁,如果恐怖分子偷渡不成功就地圣战也会对东南亚国家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也使得东南亚国家面临巨大的国际社会压力。
四、温琪: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威胁态势评估
1、自巴基斯坦“利剑行动”实施以来,整体暴力活动呈下降趋势。但巴基斯坦的地区安全局势依然紧张,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和部落武装主要存在于三个地区,即俾路支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俾路支省存在长期对抗巴基斯坦政府的军事武装“俾路支解放军”;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巴阿边境地区是塔利班势力的大本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不施行巴基斯坦法律,由族人按照传统习惯和方式自行决定部落事务。这三个地区处在中巴经济走廊的西线沿路。
2、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简戈维军,以及在巴基斯坦寻求生存的“伊斯兰国”组织,在军事行动的打击下,组织分散进入了巴基斯坦其他省份,如俾路支省。巴塔组织则迁至阿富汗东北部省份,并且随着其组织结构的变化、战略转移,其作战方式也受到了影响,例如,恐怖组织组织新进人员就地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下降,导致自杀式袭击事件明显下降。
3、此外,巴基斯坦政府目前也面临着空前的多方压力,国内形势一方面面临着恐怖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是军政关系紧张和反对党逼迫总理辞职的两大问题;国外则面临来自印度和阿富汗两个方向的压力。这也间接影响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实施。
下半场为“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评估”,各专家主要发言观点整理如下:
五、姜恒昆:威胁在非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的五大风险
1、威胁在非中资企业和员工的五大类安全风险是治安问题、政治动荡、绑架、意外事件和恐怖袭击。治安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所在国的强势管制不严;第二,所在国警力薄弱;第三,警员福利较低、装备较落后。在大选期间安全事故多发。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是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比较弱,政治动荡会导致国家或地区陷入混乱,间接影响中资企业。绑架事件的发生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原因,中资企业大多数在偏远地区,其次是所在国政府无法准确判断当地安全风险的变化,再次是一些中资企业的安全防范较弱,相关的安全措施不到位,尤其是民营企业。此外,中资企业也较缺乏对恐怖组织的防范意识。多发的意外事故则包括交通事故、工伤和疟疾。
2、在相应的对策建议上,中资企业在非投资之前应做好风险评估、安全防范,对员工的“集中营”式封闭管理是不行的,应与当地加强沟通、了解当地文化和情况;中国政府应强化对中资企业的安全指导、监管,驻当地使馆及时发布安全信息,加大对中资企业的安保力度,此外,应鼓励中国安保公司“走出去”;在多方合作方面,各方切实加强安保合作,并且要建立安保事务的定期沟通运作协调机制,加强中非合资论坛的交流,利用网络等非传统手段整理和分析、发布安全情报,并加强中非的民间文化交流。
六、刘欣路: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软实力建设的主要挑战与不足
1、中国在海外利益在不断扩大,如果软实力跟不上,也无法很好地维护海外利益。刘欣路副教授分别从文化教育、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研究三个方面来对阿拉伯世界软实力建设中的主要挑战和不足做出详尽的说明。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传播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传播渠道有限;第二,图书数量少、翻译质量差,针对性也比较差。孔子学院在中东国家的作用不大、阿拉伯国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很少,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需求较少。而图书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停滞阶段,且没有中外结合的高水平翻译队伍。在影视作品的传播渠道上也没有取得一定的作用。在文化教育方面,没有能吸引精英层面的留学生,吸引阿拉伯留学生的能力较差,且专业方向也存在局限。
2、做好文化传播主要解决好两点问题:我们需要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想要了解我们什么。其实,中国最吸引人的是当代的成功经验,阿拉伯国家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花大量精力传播的是传统文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存在很多误会,他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理解,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政策问题,中国发展是为了与阿拉伯国家更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文化交流上,只存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缺乏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在国际传播上,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认知、认识的程度较低,且为中国说话的阿拉伯学者也很少。中国真正的中东研究专家很少,没有去到当地实地调研,学者也无法做出准确的政策建议。中东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更进一步结合。
七、唐 俊:拉丁美洲投资安全风险评估
1、唐俊副所长分别从总体安全、经济、政治、社会安全,以及中拉安全合作几个方面对拉丁美洲的基本情况做出投资评估。总体来说,南美洲地区、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犯罪、暴力绑架、贩毒事件集中爆发的地区,全世界 36%的谋杀案发生在美洲。多个国家的犯罪率位居榜首。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方面不容乐观,GDP增长逐年下降。在政治方面,拉丁美洲的治理问题一直存在,国际形势上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是大国较量的战场。社会安全环境上,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尖锐,不利于社会稳定。拉美单亲家庭增加、青少年母亲的数量增加、移民现象增加这三大趋势严重阻碍了家庭的教育功能。拉美的精英阶层往北美和欧洲迁移。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较低,尤其是贫困家庭。高等教育人才少,青年失业率上升。另外,拉美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持有枪支是合法的。拉美地区不仅得是产毒和贩毒重灾区,吸毒人口的数量也居世界前列。司法和警察腐败问题也较为严重,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各方面因素导致了拉美地区的不稳定。
2、在中拉安全合作方面,应加强传统的安全合作,包括互访、专业的交流、院校的交流、人员培训等。在民间安保方面,中资企业在拉美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安保需求日益剧增,中资安保公司在拉美具有一定市场空间。中资安保公司尚未重视相关市场,美国安保公司收费贵,拉美本土安保水平低。
八、汪 川:海外高危地区中资项目安保情报业务分析
1、目前,海外安全风险评估是个前沿问题,但国内起码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深度研究缺失,通过搜索主要的数据库,没有发现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流程上来讲,在中资企业项目立项、建设和运营的三个阶段要持续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风险评估的六个要素是:确认潜在的威胁方;可能的威胁是什么;潜在威胁方的意图;威胁方使用过什么样的威胁方式;威胁方曾经选择过的目标以及选择原因;项目所处环境对威胁的影响。安全风险评估是一种典型的情报分析产品。当前我国能够提供安全风险评估的供应方主要有企业风险控制部门(能力较弱)、智库、调研机构和安保公司。情报手段主要有开源情报、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各供应方在企业不同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企业项目立项阶段,相应的智库可为企业提供安全风险评估;在项目建设阶段,企业或外包调研机构提供实地调研;在项目运营阶段则需要安保公司提供保障。
2、整体结论:第一,各阶段安全风险评估,开源情报方法都是支撑相关情报作业的主要手段。第二,战略级的安全风险评估,包含具体智库以及调研机构在内的情报产品供应方能够基本满足相应需求。第三,项目所在地所需战术级安全风险评估需要依靠安保公司通过系统性地建设情报网络来支撑。第四,国内海外安保公司的情报业务面临不少困难,需要从人、钱、圈子等方面想办法,更需要耐心和等待。
九、陶 坚:海外安保的国际化训练体系构建尝试
1、天道海外安保公司的负责人陶坚分享了海外安保的国际化训练体系构建的思路,根据美国的训练体系可分为四个等级,即白色、蓝色、橙色和红色,白色就是安保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身体素质和体能,但没有洞察威胁的风险意识;蓝色是有一定的洞察能力但没有处置能力或经验;橙色是受到过体系的培训,能事先洞察到风险,并有能力处置;红色是既有洞察和处置能力,也具有丰富的经验。以天道的培训体系为例,安保人员从业培训从F级(最低)到A级,安保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安保技能,具备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和情报分析能力,不但要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同时具备协调能力,能够获取准确的信息,为海外安保行动提供支撑。
2、陶坚认为应针对海外企业的特点进行安保从业人员培训:提高安保人员的安全培训技能;训练队员的抗疲劳能力;培训队员的民事情报搜集意识;规范队员的道德品质。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中国的海外安保培训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需要控制好成本;中国的安保行业发展时间短,专业人员少;国内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下,不具备培育安保人才的条件。
结语:
本届研讨会从大家关注的反恐问题,联系到海外利益保护,涉及范围从南亚到东南亚,以及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基本上囊括了所有高风险地区,对于相关问题的现状、前因后果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同时不同的专家也从自身研究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长期来讲,我们应加强对外的文化传播,让中国的“声音”走出去,让其他国家了解中国;从中期来说,要讲究科学的布局,如中巴经济走廊,东西线怎么进行科学的战略布局,中间的矛盾如何处理等;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一些战术性的问题需要安保公司在一线处理。
在自由讨论环节,东方锐眼风险管理公司负责人郑刚指出就情报分析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在情报收集上有大量的数据作支撑,与我们本质性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主要还是欧美国家控制的,因为许多国家曾经都是他们的殖民地,他们利用国际组织,本身做过从人类学、地理、历史等方面大量的积累,而且有很多人一级的人脉情报。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瓜分过的世界,从零开始搞建设,不得不与西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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