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是公车治理的最大难题。广州利用科技手段,给广州市党政机关8491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监控行车轨迹,今年6月,广州市公车月行驶里程比车改前减少了45%,一年可节约4000万元,连续两个月出现公车“零私用”。“科技车改”真能刹住“车轮腐败”?
车改一年节约4000万,月均行驶里程减少45%
广州市纪委计算,按每年每车减少5000公里节省5000元计算,全市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计人民币4200万元。
广州“科技车改”的核心,是用卫星定位技术,盯住每辆公车的轨迹和去向,相当于安装了一双24小时监控的眼睛。信息系统设置了节假日、超工作时间(即八小时以外)、超执法地界、严控禁区等6类监察点。严控禁区监察点包括高尔夫球场、高档娱乐、沐浴、酒店等高消费场所以及中小学校。一旦公车进入监察点,系统就会报警。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这套系统解决了节假日公车封存难、用车人身份甄别难、公车使用情况公示难、执法用车监控难等“四大难题”。
“一旦有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从监控系统可以看到被举报车辆的行车轨迹,当事人想不认账没那么容易。”广州市纪委智能监察室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广州市纪委统计,“科技车改”前,全市公车月平均行驶里程为1769.97公里,相当于每辆车每个工作日跑了84公里。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均行驶里程比改革前减少了45%,特别是管住了节假日和八小时之外的用车。
广州市政府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以前,用公车办私事,就像用单位电话机打私人电话、从单位拿支笔回家一样,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现在总觉得有双眼睛盯着,很不自在,要办私事不如打车。
内部监督为主,能否真正遏制三个“三分之一”
国内公车乱象,有人称为三个“三分之一”,即公务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广州市采取“技术监控+曝光”的办法,今年4月起开始曝光公车私用查处情况。当月曝光6宗,5月曝光2宗。认定“私用”的依据是:公车是否真正用于公务,用车手续是否完备。
记者在一些机关单位看到,出车理由多数是简单的“值班”、“加班”、“公务”之类,而领导一律“同意”。
那么,这样的“自答自批”会否给公车私用者提供“攻守同盟”的空间,让高科技的监控打了折扣呢?“就好比纪委出了一套考卷,干部自己答卷、自己批卷,他们会给自己批个不合格吗?”广州市民欧先生说。
一名市直机关公务员坦言,跟领导说用车“办点事”,领导一般不会细问,但“科技车改”确实管住了大部分人。谁愿意用自己的前程去占公车私用那点小便宜呢?
广州“科技车改”后,公车行驶里程减少近一半,实际上也反证了此前公车私用现象确实严重,而目前虽然效果明显,但采用的主要是内部监督方法,能否一以贯之,“曝光”会否在主要领导和一般公务员之间区别对待,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车改难在向决策者开刀,削减数量是根本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
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广州市民反映,过去的公车号牌老百姓能认出来,但近两年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群众监督也难以下手了。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公车改革方案应该“阳光化”。叶青说:“世界各国公车都是屈指可数,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用。必须严格公车配置范围和标准,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减公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破车改‘越改越多’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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