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殴打、强奸妇女，丈夫忍气吞声的新闻，引发公愤。但一个平时“经常打人砸车”的人，是怎么混进联防队伍的？这个极端的案例，反映出联防队制度存在一些问题。

　　现在，宝安区政府已作出的5项处置中，就包括“对全区治安联防队伍进行进一步教育整顿。要求各社区居委会在招聘联防队员时严把准入关。”但要真正走出联防队“一乱一治”的循环，对“联防队制度”，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通盘的改革。

　　“联防队”的诞生是源于地方治安力量不足。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南海市率先推行农村治安承包制。此后，警察之外的治安力量——联防队（治安员、协警、辅警）应运而生。

　　很快，联防队就不再是最初的“群众组织”，而带有“准公权”性质；但又没有法律明确制约，联防队员违法敲诈、殴打、刑讯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每次出了“大事”，就引来一次整治。2004年9月，公安部还曾下“禁令”：要求2008年1月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

　　但事实上，“禁令”很难得到贯彻。在警力不足的地区，维护治安还是需要联防队。比如2009年东莞常住人口635万，警力仅1.1万人,警力覆盖率仅有1.7‰，也就是全国平均水平12‰的一个零头。所以东莞配有治安员5.27万，是正规警察的5倍，饶是如此还是不敷使用，治安环境严峻。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灰色身份”，联防队员通常经济没保障、职业没前途、社会声誉极差。像杨喜利这么明火执仗的极为罕见，但狐假虎威、敲诈勒索，搞“灰色收入”的并不鲜见。久而久之，还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在一些地方因为“好人”不愿意进，难免就会有像杨喜利这样低素质的人混入联防队。

　　所以，需要客观看待“联防队”的存在，然后在制度上严格准入，财政上充足保障，让联防队员个人有晋升空间，才能彻底改变其社会形象，避免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