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全国性郊区骚乱。困难郊区的愤怒青少年大规模地焚烧汽车，与警察正面冲撞，捣毁商店、企业，焚烧学校甚至幼儿园。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的郊区骚乱一直是不间断的、周期性的小规模爆发。这些骚乱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法国在上世纪累积形成的城郊差距问题，2005年的骚乱使法国上下不得不对城郊差距问题做出深刻反思。
城郊差距的形成
法国在战后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光荣时期，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全面复兴。光荣时期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他们分享了光荣时期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仍旧增长。向法国移民的劳动力主力主要转变为来自非洲国家（主要为非洲次撒哈拉）的劳工。与此同时，工业企业在城市周边带动形成了大量的工厂社区，城市向外拓展，小村变成了小镇和小城，统称郊区。通过在工业企业就业，来自非洲的移民开始在法国定居，并把自己的亲属逐步移民到法国。为了保证这些劳工的基本生活条件，法国政府在这些郊区的工厂社区修建了大量的廉租房，接纳了大量移民在内的低收入劳工，保障了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来源。由于当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当时法国的郊区的发展模式是合理的，有效的。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法国进入了经济低迷期。大量在郊区的工厂倒闭，企业和中产阶级开始回迁城市，留在郊区的则是面临失业的，居住在廉租房中的第二代移民。原先在郊区的规划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业企业生产和运输，因此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城市与郊区的巨大差异。在郊区形成移民劳工和其第二第三代子女聚居为主的工业生产区，在城市形成富人和中产阶级聚居的生活区。这种在空间上和居住环境上的隔离，埋下了断层的隐患，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进一步地促成了法国城郊的空间隔离转变为其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隔离与差距。
城郊差距的主要表现
城郊差距最明显地体现在就业方面，郊区青年人失业率一般超出法国平均失业水平的一倍以上，而在一些问题严重的郊区，失业率往往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甚至四十以上。
另一个城郊差距体现为歧视。歧视不只是种族歧视，主要还包括机会的不平等。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及其子女虽然很多已经成为法国公民，但并没有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得到平等的机会，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地带。
以法国的精英学院为例，精英学院的生源同质性很高，上层社会家庭的孩子的入学几率是贫民阶层孩子的20倍。而在就业方面，一位北非裔女青年以高于其他应聘者的文凭去争取一个营销的职位，其面试的机会却比其他年龄相仿的“白人”要少两倍。
长期的被排斥使困难郊区的年轻人对国家和法律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对社会高度不满，因此经常性地与警察发生冲突，使这些地区犯罪率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社会融入政策
为了帮助改善这些困难郊区的经济和治安状况，法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住房、教育、就业、税收实行一系列“社会融入政策”。
在住房方面，法国通过法律要求在城市富人区按照一定比例建造廉租房，打破城郊居民在地理空间和居住上隔离，对于没有按照比例建造社会住房的富人社区，中央政府可以施以较重的罚款。此外，法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对贫困街区的旧房和街道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修复，引入中产阶级居住。
法国政府除了注重改善这些郊区的居住条件之外，还将大量郊区划分为“教育优先区”，帮助这里的青少年接受精英学院的教育。法国政府与一些精英学院签署协议，对“教育优先区”的孩子开辟了例外招生的方式，保证那里的青少年能够获得进入精英学院学习的平等机会。
在税收和就业方面，1996年，法国政府在很多大城市郊区成立“免税区”，凡是到这些困难郊区投资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的优待，以此鼓励公司到这里投资，以改善这些困难郊区的经济和就业状况。
在反歧视方面，法国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修正案，责令250人以上企业招工时使用匿名求职履历书，履历书上不准出现求职者的姓氏、性别、年龄、国籍，以避免任何方面的歧视行为。
同时，法国政府建立了反歧视的独立执法部门——反歧视促平等最高权力机关。最高权机关是由政府的各个相关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合议机关。法律赋予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有反歧视调查权、听证权、现场调查和测试权、提出建议和公布权利机关决定的权力，以及通过罚款实现处分权。该部还直接受理书面的投诉，将对具体案件进行调查，并指派陪同人员帮助调解或进行诉讼。
法国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的挑战。在强调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共和国模式下，困难郊区的居民却承受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城郊差距引来的郊区骚乱说明，社会和谐出自公平，社会和谐有赖正义，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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