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资源不仅仅是水和能源等常说的实物资源，其实信息也是资源。利用好这些资源是未来占领先机的重要条件。

未来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可以领先。但是，从茫茫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东西并不十分容易。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要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技术和其他产业的融合，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文章。

在很多领域我们都总慢别人一步，未来我们应该重视颠覆性技术的研发，避免走国外的老路。

目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复苏之路曲折，全球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外的一个共识是，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将引发一次新工业革命，这将牵引全球经济进入新周期。日前，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就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

数据分析可以帮我们发现创新机遇

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和理论，邬贺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家的共识就是蒸汽机带动着机械化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化的发展;而现在人们所提及的这次正处萌芽时期，从某个角度来看，并不需要严格的定义。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或者单个的技术突破，而是带动了一批技术在研究方向上的变化。无论是能源、材料、生物还是别的，都是面临用新的信息技术使产业发生改变。而这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前两次不一样的地方。

邬贺铨说，虽然我们不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准确划分一个时代，但是其的确预示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已经到来。

“由于时代原因，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前两次，但这次在我们有基础、有机会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迎头赶上。因为如果一旦错过，重新赶上就比较困难了。”

邬贺铨说，美国现在对合成材料组学和合成生物学很重视。合成材料组学，过去发现新材料多是用盲目拼凑的方式。而材料无非就是分子和原子构成，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不同的分子和原子结构上面会产生预期的什么性能。我们可以把材料的原子分子看做人类的基因，那样，就可以选择相应的基因得到我们需要的性能。生物制药也一样，通过信息技术分析出基因改变所产生的效果。现在不同的人得了同一种病，但同样的药所展示出的药效却不一样，其根本原因是人体个体基因的差异，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差异和这些药物之间的关联。而未来，通过人体上的大量数据，运用超级计算对其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微弱的差别，就真正能实现对症下药。另外，可以大大缩短临床试验的时间，节约成本。

“我们从盲目到主动，也可能是未来新的开端。”邬贺铨指出，对已知的数据进行分析，就能了解趋势，并作出判断。对于我们来说，数据分析将同时成为机遇与挑战。挑战是，我们怎样能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机遇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最多的个体，最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不是去追求某个个人隐私，而是了解整个群体的趋势。例如，美国加州一家保险公司，虽然它开出的农业生产保费比别的公司高很多，但其仍然拥有最高的客户量。原因就是，它搜集了美国几十年的气候数据与每一块地历年农产品数据。它所提供的服务是，由它来向你提供明年种植信息，告诉你明年种什么植物是增产还是减产。但是如果信息错误，它将比其他保险公司付给更高的赔付额。“事实上，这家保险公司的赔付率特别低，因为农业有自己的生产周期，通过历史数据寻找出规律，判断某个地方明年的收成。而我国现在很缺这样的机制，因为农民只会作简单的判断，今年猪肉贵了，明年多养猪，明年亏了，后面一年不养了”。

邬贺铨指出，在医疗方面，我国每年的就诊患者是世界上最多的，如果对这些医疗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对我们治疗疑难病症，以及开发新药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数据进行分析，甚至还能帮助抑制物价波动。比如，之前一些地方的食盐抢购风潮，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提前判断出市民抢购食盐的情况，只要提前抛售食盐，就能有效地抑制价格的快速上涨。

在邬贺铨看来，未来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可以领先。但是，从茫茫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东西并不十分容易。例如智慧城市，虽然北京已有七八万个摄像头，但是拍完之后，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关联起来。就如通过摄像头跟踪一辆车，看其在通过几个路口所用的时间就能分析出这段路的交通情况，可以分析出汽车流向，优化道路。但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做，只是用在肇事车辆的拍摄，闯红灯等等。但是大量的数据不能单靠人来分析，而是需要计算机，但由于计算机的识别性较差，因此，应尽量提升其智能化。与此同时，对于我们的重要挑战是资源信息的分割，各个部门自己掌握信息，谁都不愿与别人共享，很难得到全面的信息，自然很难利用。